第二，李大钊在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诸多历史哲学派别进行了严肃审慎的考察后，最后选择了具有科学历史观与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热情地把它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并初步运用其基本原理回答一些重大历史问题。
    当李大钊学习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后，他发现西方近代历史哲学的精华基本上都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所包涵，而其逻辑体系又无懈可击，因此热情肯定道：“自有马氏的唯物史观，才把历史学提到与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此等功绩，实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自时厥后，历史的学问，日益隆盛。”（32）又说，“到了马克思，才把历史的真正意义发明出来”（33）。为此，李大钊一边大量介绍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还一边运用刚学到的基本理论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过程。
    首先，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历史哲学之本质与核心的部分，即社会历史中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过去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不能够科学地解释历史变化发展，原因在于“单欲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人类历史上之“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34）。由此，李大钊还认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化、道德、人生观，是社会经济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状况（物质）的产物，文化以经济作基础：“有了这样的经济关系，才会产生这样的政治、宗教、伦理、美术等等的生活。例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假使有新的经济关系发生，那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跟着从新建筑了。”（35）“就道德与物质的关系论，只有适应，断无背驰。道德是精神现象的一种，精神现象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既急于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因为道德的要求是适应物质上社会的要求而成的。”（36）
    其次，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部分，即人类社会发展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由历史论、经济论、政策论构成。“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学说恰如一条金钱，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37）他认为，马克思历史哲学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其实质是为了说明：“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38）。依照历史发展的阶级斗争理论，李大钊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39）。他认为，阶级斗争理论是专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了使人们促成历史的大变化。“这个大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世界来”（40），而“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41）。由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阶级斗争学说，李大钊产生了一种历史乐观主义，并由此认为造成历史“活动与生长”的力量在于“人民本身的性质”（42）。
    再次，李大钊介绍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区分了它同以往历史哲学研究方法的本质差别。他在将旧历史哲学方法同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研究法比照后说，“这样看来，旧历史的方法与新历史的方法绝对相反：一则寻社会情状的原因于社会本身以外，把人当作一只无帆、无楫、无罗盘针的弃舟，漂泊于茫茫无涯的荒海中，一则于人类本身的性质内求达到较善的社会情状的推动力与指导力；一则给人以怯懦无能的人生观，一则给人以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这全因为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与变迁全为天意所存，一则看社会上的一切活动和变迁全为人力所创造。这种人类本身具有的动力可以在人类的需要中和那赖以满足需要的方法中认识出来。”（43）他认为，依照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可以找出历史发展的“根本理法”（44），因此他对人类上古史与中国古代社会所作的开创性研究，如体现于《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的诸多见解，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指导，为建立东方流派与气魄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体系，进行了独立的历史哲学研究和艰苦的拓荒工作。
    从1920年的《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经1923年的《史学与哲学》，到1924年的《史学要论》，李大钊为建立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所留下的足迹清晰可见，其中《史学要论》可视为他确立历史哲学体系的提纲。在这5 年左右的时间里，李大钊为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体系，取得了卓著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以下10个方面：1、关于什么是历史的问题；2、关于什么是历史研究的任务；3、关于什么是历史哲学；4、关于如何处理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5、关于什么是史学研究的对象；6、关于历史哲学的构成部分；7、关于历史发展的多元论；8、关于历史理论与历史研究法的区别；9、关于什么是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10、关于历史哲学与时代、时代知识的关系。把这10个方面联系起来看，大致可以明白李大钊的历史哲学体系之雏形了。
    李大钊从学习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起到转而接受、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研究与建设取得了奠基性成就，一举打破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向西方盲目移植、生吞活剥的史学传统，宣告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终结。因此，中国史家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回应（学习过来，反馈回去）只是在这时中国无产阶级历史哲学家手中才基本实现。此后，中国最早的一批共产主义者如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等又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做了艰辛的探索，特别是在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问题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到3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理论，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家与东方学家对中国历史所作的歪曲性、诬蔑性的哲学思辩，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至此，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研究者所移植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理论便基本上退出了学术舞台，他们所一度占据的历史哲学研究的阵地也基本上被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占领了。
    这样，起自于李大钊的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划时代变革，完全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