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劳动手段，当被操纵于某部分人群之中时，可以针对某一类自然环境。当这部分人面对另一类特定的自然环境时，则可抛弃该劳动手段，通过制造或者交换获得新的劳动手段。只要这类新的劳动手段的特定性能够针对新的特定自然环境，这部分人就重新获得制服、驾驭自然的能力。相似的情况是，某一种特定的劳动手段能够被不同的部分人群所操纵和运用，使他们达到制服与驾驭某一特定自然环境的同一目的。
    在本质上，人不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特定化。但是，社会环境却不断驱使人往特定化发展，这里所指的特定化不是指人体器官的机理特定化，而是指该人适合于操纵控制某一类劳动手段的能力。这种从个人或者以某一部分的人角度划分出的单位，不可能象动物那样具备全能性，一部分人加上被他们控制运用的劳动手段总是在这具有一些功能，而另外的人却可能在那具备另一些功能。这样，人类的各个部分之间不但存在竞争关系，而且由于功能的互补还存在着协助合作关系。这种协助合作的关系会使得孤立的个体人或部分人联合成为社会整体。人类不像动物那样以“一盘散沙”的形式，而以社会整体的形式出现在自然界面前，而劳动手段也由“个体”的器官或“部分”的器官转变成全人类的“社会”器官。这样的整体人类不仅能够极好地生存于各种各样的自然环境之中，而且由于劳动手段的可转递性质使得人类具备了极大的灵活性去适应频繁变动的自然环境。
    劳动手段作为个体人或部分人之间的中介物使得人类具备极大的凝聚力以及灵活性与适应性。
    第三，劳动手段作为联结人类的上代人与下代人的中介物而存在。
    动物个体器官在后天获得的适应性与进步性，不能反馈给它体内贮存的先天遗传物质。因此，即使某一代个体在艰苦的生存斗争中，它的天然器官获得了极大的改进与完善，这种改进与完善也只能为该代拥有与享用，而不能传之后代。而作为体外“器官”的劳动手段却不会随个体人的死亡而消失，它被保留着，为下代所控制与运用。下一代人可以借助上一代人的劳动手段重新拥有上一代人的能力与力量。这就是劳动手段的体外遗传性。一旦某一代人对劳动手段进行了改进与革新，这代人的能力获得改进与完善，那么，这种改进与完善不会伴随这代人生命的终止而消失，它被遗传下去。这样，下一代人总是可以通过劳动手段作为中介把上一代人的能力与力量，而且通过上一代人把以往人类的全部能力与力量的总和继承下来，纳入包容到自身之中。以劳动手段为中介，人的力量就可基于前代人以至于以往人类的基础上，象滚雪球一样地增大发展，不断壮大。
    劳动手段作为联结上代人与下代人的中介，使得人类的力量得以积累、发展、壮大。
    上述的分析证明：劳动手段的三种中介作用，意味着人类把人体之外的自然力，社会整体力，以及人类以往力量与智慧的总和形成了自己的“器官”，并运用这些“器官”与自然界搏斗，获取人类的自由。即使像鲁滨逊一人独处荒岛，他在与自然界搏斗时，他就不是以一个个体人的形象出现，而是以人类整体出现在自然面前。因为在他个人身上显示出来的仍是整个人类的能力、力量与智慧。劳动手段的这三种中介作用就是人类为什么强大无比的本质原因。
    四、手的隧道效应--从猿进化为人的关节点
    化石考古学，人体胚胎学，分子生物学等等的研究都得出人类是由动物界中的灵长目动物进化形成。这样，研究人类起源与进化的始点就不能放在已经能够制造劳动手段的人或猿人上，而应当放在不能制造劳动手段的古猿上。在研究猿如何变成能制造工具的人的这个过程中，它的进化的动力机制就不再仅是前面所述的通过劳动手段从事劳动中付出收入负熵的比较判断而进行的形式，而应是一般的生物进化规律与它的联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