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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手段对人类发生与发展的主导作用(5)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 张明 参加讨论

依据现代的生物进化理论,动物个体都由亲代提供的携带遗传密码物质DNA 的配子开始,发生一系列复杂的反应过程形成的。遗传密码既能保证复制个体的器官形状与功能能一代一代地重复保持延续下去。又能使得由它为模板而形成动物个体器官形状与功能相应发生一系列变化。由于遗传密码改变是随机的,因此后代个体动物身上器官形状与功能改变的方向也不能预先确定。如果自然界能够提供动物以足够的负熵,使得变化了的动物个体均都能顺利地生存与繁殖,那么,就可以观察到一个物种内具有多种形态与不同的功能。但是,实际的自然界对每一物种所提供的负熵均有限度。种群内部个体之间就会展开激烈的生存竞争。结果是,器官形状与功能占优势的个体能够摄得足够的负熵以保证自己的生存,从而获得繁殖下一代的权力,劣势个体被淘汰。一个优势个体就扩展成为多个优势个体,而上述的DNA突变而引起动物个体之间又将开始新的一轮的竞争淘汰过程。这样长期循环的结果使得生物器官功能臻于至善至美的地步,然而,这种进化作用有着会聚效应,长期积累过程使得动物进化成越来越适应于一种特定性的自然环境。这种特定的自然环境如同一只看不见的“势阱”,动物越是“挣扎”着进化,它给自己所掘的“势阱”越深,也就越难以跃出“势阱”。生物进化规律告诉我们,生物的进化使得动物全身器官之间高度相关协调而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但又使得动物仅仅适应于某一种特定的自然环境。
    古猿也遵循生物的进化规律,成为一种在茂密森林中的树栖动物。古猿全身器官的形态与功能都与茂密森林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它的四肢适于在树枝上攀爬腾越,前脚掌与后脚掌的五指结构使得古猿能够抓紧树枝,允许抓摘植物的果子与种子。由于是哺乳动物,通过亲代对子代的生育哺养,使得古猿个体能够明确意识到并辨析出血缘关系,这使得古猿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性。又由于社会性形成,使得互相之间传递信息成为必要,从而又产生了一些以体态、声音表达意义的信息媒介,这样,古猿的社会性进一步得到发展而加强。但它们仍陷在自然环境的一个看不见的“势阱”之中。
    那么,古猿如何能够避开进化规律的作用,使自己从自然中的某一个“势阱”解脱出来?也就是如何从生物进化规律对它们起支配作用的状况过渡到以劳动手段的进化规律对他们起支配作用的状况,以及这两种不同质的进化规律如何地串连衔接共同在从猿到人进化过程起作用,这是解释人类起源的一个主要关节点。
    笔者认为,解开该点的钥匙应在古猿身上找到一种器官,该器官能够避开进化压力下的会聚作用,由“势阱”中掏出一条隧道。这种器官就是古猿的前肢手掌。古猿和现代猩猩与现代人类的前肢前端形态结构上极为相似:都有两只手,手各有五个能够蜷曲的手指,其中大拇指与另外四指相对而能环握。对单手功能分析,具有:抓、握、提、拉、掀、压、搓捻、摸擦、投掷等。对双手分析,除了一只手所具备的功能之外,还具有:抱持、拧转、拉分、揉、攀爬、支撑等。
    由于攀登树枝,自然进化使古猿获得了手这种特异器官,它能够稳定把持具有圆柱状手柄器物,而且还能使之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移动,这就是说,古猿的手有可能把身外自然的一种物体“嵌”在自己身上,且使这种“嵌”于自身的物体起着加强或者代替自身一种器官的作用。这样,身外的某种自然物体被古猿内化成自身之矛,以进攻身外自然之盾。在原始的开端时期,古猿从本能上能够对运用了身外之物与仅靠本身天然器官两种状态下所付出负熵的大小进行比较。只要运用前者所支付的负熵量较少,作为一种条件反射,该种行为就会在猿的大脑中作为一种心理定势而固定下来,从而终身享用。又由于古猿的亲代与子代存活期互相重叠,还有由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原始的社会性,所以上代古猿所掌握“嵌入”物体的方法、技能,通过形体动作表达以至于语言表示“遗传”给下代古猿,让下代古猿免除了重新试探摸索的过程。只要运用“嵌入”器官的结果是稳定地长期地能以较少的负熵支出获得较多的负熵收入,则掌握“嵌入”方法的这一族古猿,当然能优越地谋生,更好地生存与繁衍。在自然界提供负熵量有限的情况下,该族的个体会增多,而其他古猿群体的数量就会被抑制甚至绝种。其后,随着能掌握“嵌入”技术的古猿族个体数量的不断扩大,趋向自然界能容许的极限时,该群体内部就应该受到两种进化压力。一是进化出更强有力更为熟练地掌握原有“嵌入”技术的古猿,这是一种生物上的进化作用。二是进化出创造新的更有效的“嵌入”技术的猿人,这是劳动手段进化作用。只要古猿一开始运用“嵌入”器官,那么,劳动手段的进化规律就将发生作用。其发展的方向标是以最少的负熵支出以获得最多的负熵摄入,这将不断地促使猿向人进化。随着古猿向人的不断发展,人也一步步地跃出自然的“势阱”,一步步摆脱生物进化规律的束缚,一步步地在自然中获得自由。劳动手段的进化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而与劳动手段不那么密切的天然器官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少,从而承受到的生物进化压力也越来越少,在某些方面甚至会退化。从上述分析能明晰地看出:猿的前肢端部器官--手,是生物进化特定会聚作用的结果,这种大自然的结果虽然使得古猿落入了自然的“势阱”之中。然而,猿类又是运用了这种特定化的器官--手,由隧道效应,挣脱了自然规律强加于它身上的桎梏,从而变成能与自然抗争的人类。
    【参考文献】
    [1]李殿斌、符扬,生物哲学人类学述评,河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四期;
    [2]刘福森,劳动手段主体性本质与社会规律对生命进化规律的超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六期;
    [3]普里高津等,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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