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钱先生史学的特性与意义，是否即为西方意义的纯客观主义纯知识主义、科学主义的史学。这是关于钱先生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因非本文主题，故略加说之。从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论上看，钱先生一再探撷中国史学的科学客观精神，强调实事求是和科学客观精神，如在《国史大纲》中强调“于客观中求实证”，因此很难否定他受到过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其史学的整体精神仍是上述的儒家人文主义，而绝不是主张纯客观主义、抹杀史学中的主体精神。钱先生极明确地说：“世界上绝无纯客观的历史”，“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14）他主张主体投入，说：“我须能‘亲切投进’，‘沉浸其中’、‘与古为一’，此才是真学问，才是真欣尝。学问到此，始是学问之最高境界。”（15）这就是主客兼融的境界。钱先生以擅考据著名，但并不赞许乾嘉史学，他批评乾嘉史学锢蔽于训诂校勘为不识大体、流于琐碎。他根本不能赞同“为学术而学术”的“博士之学”，认为它也还是乾嘉学风，未必有裨于身世。（16）在晚年，他甚至说自己“心中一向看不起训诂考据”（17）。钱先生的史学的特性和意义，决不是狭义的描述性史学，亦不是乾嘉以来的考据史学，换言之，决不是历史编纂学、历史叙述学所能涵盖所能限定得了的；而是上述的中国传统意义的会通史学。
    钱先生有一理论著作，名《史学导言》。在《史学导言》中，钱先生实际专门阐述了会通史学的意义。他认为史学的基本大道理，不能离开义理、辞章、考据、经济四个成分。他说，史学自要考据，但一切考据之学，应以义理、辞章为基本。预备了义理、辞章两项条件，才能来读历史治史学。而尤以义理为首要。他说，辞章之学的背后，有个更高的义理；不能不通义理哲学。因为“史学主要在一个是非，有事实之是非，有评判上之是非，要是非不谬，那都有关义理。”（18）又因为“义理有一目标，必归宿到实际人生上”（19）。而义理即教我们德行。若一无德行二无情感，一意来求历史知识，究其所得，实也决不足称为是历史知识。钱先生又按中国传统学术分类与《六经》说义理、辞章，谓子部即思想，而义理多出于思想，思想亦必归宿到义理。集部是文学、辞章。《六经》总曰经学，经学亦即儒学。分言之，则《诗》为文学，《书》、《春秋》为史学，《易》则转入哲学，《三礼》为社会学。而《六经》皆史。学问要有体有用，把义理、辞章、考据会通包括一起，而“完成一大体”（20）。至于经济，并非今之经济一词之意义，乃属用，乃经国济世之用，“对大群人生有实用”。钱先生强调：“学史学，要知得学了不能经国济世，此则终非所学之最高境界”，“这样的学问，只是死学问，空学问”（21）。
    所以，钱先生的史学乃义理、辞章、考据会通一体，亦可说经史子集会通一体，以经国济世为用，是有生命有义理有体有用的会通史学。“因此外界称他为‘史学家’，他是不中意的。”（22）。钱先生的会通史学，既有史学性，又涵哲学性、文化性。这就是儒学意义的史学。唯其哲学和文化思想，除了在其史学理论、哲学、文化及思想史著作中直接表述外，还主要通过《国史大纲》这样的通史著作透显或阐述出来，而这正是钱先生与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主要以其哲学著作直接诠表出来的不同之形式特征。
    三
    就学科性而言，《国史大纲》是一部通史教科书，但其实际内涵却很丰富，亦即会通面很大。有属历史编纂学叙述学意义的，如其所采取的体裁为纲目体；如把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社会经济列为历史事态中之三事，按其最上层之结顶、中层干柱、最下层之基础的判识，而作有阶段重点地一体叙述；又如从事实层面上揭示自唐中叶至明的南北经济文化之南移及其因果关联等，皆是。有属于比较史学范围的，如论中国古史与希腊罗马历史的殊途异情。有属于史学史范围的，如论当代史学的传统、考订（科学）、革新三大派。以上均属我们通常所言的史学范围，其中属历史编纂学叙述学的，是《国史大纲》的基本层面。又有论述学术思想史的，如论宋儒的自觉运动，因其看重于事实并关联着政治上的革新变法，故仍属于史学意义。此外，还有一内在的核心层面，这就是解释儒家思想义理，以及直接表述其历史与文化观念的，用西方学科分类言之，即属于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而其卷首《引论》更可以是一篇这方面的论文，它不仅从理论上概括了全书对中国历史的编纂与解释体系，更是直接表述了他的史学与历史文化哲学思想。
    通览全书，无论是由其叙写与解释中国历史真相所透显出来的，还是直接解释儒家思想义理与直接表述其历史与文化观念的，其所表现的生命与取向，是可以判识为新儒家的。换言之，在生命层面与思想文化意义上，《国史大纲》具有当代新儒家所共有的特征。此即是钱先生的史学之所以能被划定为新儒学史学、《国史大纲》之所以能判识为其新儒学史学代表作之内证。
    在当代新儒家群体（不包括贺麟、冯友兰）中，文化取向同而学各有侧重异同。一般说来，《中国文化与世界》即《中国文化宣言》，是一部自觉地表现文化取向“大体相同”（23）者的文献，发起并联署该文献的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先生更是海内外无可争议的当代新儒家。故尽管钱先生因与之“观点微异”（24）而未签署，仍可以作为一项参照系来检识《国史大纲》中的新儒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