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证之一，《国史大纲》是钱先生对时代的一个重要回应，对世风士习的一次强抗争。这个回应与抗争，不仅是指《国史大纲》对中华全史之文化演进真相与文化成绩的揭示，还是指在生命意义上与思想观念层面上，首次提出对本国历史文化应抱以温情与敬意的信念，并基此信念直率地批评了当代流行的种种错误思想。
    钱先生演授的中国通史，原先即是北大按当时的国民政府于“九一八”事变后施行抗战教育需要而设的课程。抗战中，为献给“前线抗战为国牺牲之百万将士”而撰成印行。钱先生显然是把《国史大纲》作为抗战爱国教育的教科书来撰写的。他认为，共赴国难，救亡图存，不是空呼救国口号，而必须对国家有深厚的爱情，而此爱情则必基于对民族已往历史文化有深厚的认识与真实客观的了解。然而值此中国有史以来未有的剧变时代，却适承七百年来史学衰微之末运，国人对国史之认识愈益昏昧无准则，因此尤需一种新通史。“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章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兴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24）藉新通史以惊醒国人的爱国意识，此即钱先生夫子自道的《国史大纲》之旨。
    强邻侵凌的国乃是外患，但百年来的中国不只是外患问题，还有内忧。钱先生著《国史大纲》所回应的也不只是时代之外患，更是时代之内忧。他认为，中国政治社会之百病至清季而全部暴露，而晚近中国之病，尤病于士大夫之无识。不明国史真相的士大夫急于效人所为，将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概诿卸于古人，转而疑及吾国族数千年文化本源，视为无一点价值；又不知中国所患不在变动之不剧而在于暂安难获，乃悍然求变，杂以私心，鼓于戾气，惟以全变故常以为快，非连根铲除中国学术思想传统不可。这个欲尽废故常的士习造成了时代风气，致国人蔑弃国族历史文化，或懵然无知。钱先生指出，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文化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也就是说，无历史文化意识的所谓爱国，必无甚深之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充其量不过是“空呼爱国”。如此，则“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世之力量”，亦即终不能救亡图存、解决外患问题。
    因此，对这种世风士习，钱先生一直愤愤不平。他尝自言，著《国史大纲》出版以前所写的历史性论文，就是“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26）。而《国史大纲》则集中表现了他的感愤。其感愤之情，在卷首《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引论》与卷末《清代覆亡与民国创建》一章中，均直接表露。在卷首，他把欲尽废故常的世风士习判识为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针对此世风士习正在失去其对国族历史文化的真诚之情感，钱先生提出了应对本国历史文化抱温情与敬意的信念。卷首明白宣言，“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认为，这温情与敬意是对本国历史有真实知识的必须前提，是对治偏激的虚无主义、浅薄的进化观，似是而非的文化自谴，以及对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认同之情、知识阶级的无知无识，所必须有的至少的信念。《国史大纲》正是钱先生一本其“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的杰作。这种温情与敬意的信念，也就是后来四先生联署的的《中国文化宣言》所特别强调的。《中国文化宣言》谓对客观上的历史文化，“若是根本没有同情与敬意，即根本无真实的了解”。“要成就此客观的了解，则必须以我们对所欲了解者的敬意，导其先路。”（27）连语言都几乎一样。至于偏激虚无、文化自谴等种种世风士习，同样是当代新儒家兴起之刺激。自梁漱溟先生在北大宣言要发扬孔子，直到徐复观先生“为了抗拒这一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为一己名利之心，不惜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实质上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因而感奋兴起”（28），无不是对世风士习的抗争。
    中国儒学，不是以知识，乃是以人为本位，用钱先生的话来说，即“学者的本身，比他在学术上的表现更为重要”（29）。也就是说，儒学首先并且在本质上，关心的是人类生命的意义问题，是生命论层面的道德人格。故钱先生在一次新亚文化讲座《介绍张君劢先生讲词》中，说要参加“儒家思想之复兴”的学术运动，就“要将整个的生命投进去”（30）。而《中国文化宣言》对此温情与敬意亦有个生命论的诠释，谓其即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心灵，透过感觉到的表象，去同情体验其依于什么一种人类生命心灵而有，然后能有真实的了解。“此敬意是一导引我们之智慧的光辉，去照察了解其他生命心灵之内部之一引线”（31）。
    此温情与敬意之信念，所表现的，乃一宗教式的超越感情，乃生命精神与生命行为。而所谓道德人格，则是不随风倒转、不随俗习翻滚、不为名利外物所役使的精神与品行。中国文化并非一无价值，这一认识在今天已不成问题。然而，按钱先生的存在感受与历史省察，则自民初以来领导时代潮流的思潮是反孔非儒欲尽废故常的反传统主义。当其时，这是事实。故梁先生就以“人羞言儒”概括弥漫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思想界的氛围，而直到五、六十年代徐复观先生在台湾还常自感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中国文化处于四战之国、内外夹攻而不绝如缕的情境下，钱先生贞定心志，“渊然而思，愀然而悲，奋然而起”，首揭此温情与敬意之信念，在史学领域中“单枪匹马”（与郦家驹信中语），抗争时风士习，正是将其“整个的生命投进去”，正是其儒家道德主体的体显。这正是当代新儒家所共有的生命形态与道德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