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证之二，钱先生在历史文化哲学和文化思想意义上，提出了若干当代新儒家所共同持有的重要观念，这也是基本的内证。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历史文化生命”的观念。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连续性、精神性为内涵的概念。对此，《国史大纲》卷末自有明确的说法为解：“文化与历史之特征，曰连绵，曰持续。惟其连绵与持续，故以形成个性而见为不可移易。惟其有个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谓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与历史之生命与精神，皆由其民族所处特殊之环境，所遭特殊之问题，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绩，而成一种特殊之机构。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于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机构中而自有其历史性。”（32）
    由此基本观念，又进一步提出历史文化生命的“生力”与“生原”的概念。所谓生力，即其民族与国家所由推进的根本动力，生力在其自身生命之内部，“生力自古以长存”。所谓生原，乃“见于全部潜在之本力”，实即数千年民族文化之潜力与永久生命之泉源。钱先生认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即为历史推动之精神所寄。换言之，民族生命之泉源即是民族精神。按他后来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所言，民族亦即历史精神、文化精神，三者名异而同一实质。
    必须说明的是，钱先生把历史文化诠释为一个生命，其意义已越出了以中国历史文化为单纯求知对象的一种客观主义的知识论，这是一种肯认性的诠释。所谓肯认性，一是对国族历史文化之生命与精神的肯定，即肯定民族文化之传统是由递传数十百世的吾先民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壅，肯定中国历史文化为自有生力与生原的活的“永久生命”，而绝非科学派、考订派、记诵派眼中的一堆死的材料、文物化石，或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二是在主观上对中国历史文化价值有一极真切的信仰和认同，将一己的精神生命与国族历史文化生命联结通贯在一起，亦即“将整个的生命投进去”。这两点正是当代新儒家们所共有的学术性格与生命精神。《中国文化宣言》即特别强调不能视中国历史文化为一种“国故”、“一堆无生命精神的文物”、“死的化石”，充分肯定了中国文化乃是由无数代中国人以其心血写成的客观的精神生命之表现。（33）二者在逻辑上与表述上可谓完全一致。
    把一己生命整个投入中国历史文化中去，这在当代新儒家的学术性格与生命精神上，即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担当。这一点，已是当代新儒学研究中的共识。而这种担当精神，具体表现在《国史大纲》的史学思想中，就是“现在”意识、“问题”意识与具有文化方向意义的“开新”意识。《国史大纲》决非只是一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的学院主义产物（把钱先生视为新儒家中的学院派，显然判识失当；当代新儒家前二代人物中，亦没有学院派--顺及），而是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欲藉过去以“认识现在”，以“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
    钱先生明确提出他所提倡的新通史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所必要之智识，二者，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证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显然，这正是他经国济世的史学思想的具体化。《引论》中，还曾肯定了汉儒所谓通经致用，谓其“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亦是《国史大纲》所表现的经国济世思想之一佐证。
    “开新”原是《国史大纲》最后一章对清朝覆亡到民国创建的历史描述和评判。而这个词一旦提出即具有文化思想意义，亦即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历史文化之演进具有“开新”的方向。“开新”意识在《引论》的史学思想中还有一个相应的说法，这就是谓其新通史的功用，“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响导责任”，为中国社会“更生之变”尽责任。其所谓“更生之变”，即谓“乃国家民族内部自身一种新生命力之发舒与成长”。换言之，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不是须待外求，“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得其生机”。
    事实上，《国史大纲》正是以其历史文化生命的基本观念，着眼于国史的变动与连绵持续，着眼于民族文化生命的升降进落以及种种复杂难解问题、病痛症候，探求中华历史文化的独特个性、独特精神与其独特的和平中得进展的途辙，展示国族历史文化自有“生力”与“生原”。“开新”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现的。显然，这整个思路与理念体系，与后来以唐、牟、徐先生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儒家所概括所共持的“返本开新”、本中国文化之根以开现代化的文化理路、纲领与思想，实在并无二致。后来，钱先生又将此“开新”意识，进一步发展为“据旧开新”、“守旧开新”、“而旧乃是其本体”（34）的文化思想，那就在表述形式、语言形式上如出一辙，故或谓钱先生没有“开出”的思想，显与事实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