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2月以来，一则关于“南极或是希特勒遗骸与纳粹秘密档案埋葬地”的消息被国内媒体纷纷转载。国内某学术报刊对此进行了批驳，认为这条新闻纯系炒作、捕风捉影，毫无真凭实据。为了揭示历史真相，该报刊登了希特勒的死亡照片，尸体面部特征明显，希特勒式的小胡子清晰可见。报纸还援引了专家的意见：“实际上，关于希特勒之死，正史并没有提出太多的质疑。学界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地下室自杀，尸体焚烧不完全，遗骸被苏联带走。”[1]对上述照片和所谓的学界“共识”，我们不禁要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报纸刊出的希特勒死亡照片真实可靠吗？哪些史籍算得上是正史？正史记载希特勒之死的根据是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正史对希特勒自杀方式的描述发生了哪些变化？正史对希特勒遗骸的发现、去向仍持有哪些质疑？
    首先要讲清楚的是，该报刊发的那张希特勒死亡照是不实的，这一点早为有关历史记载、研究所证明。1945年5月2日，苏军在总理府暗堡发现了一具男尸，这个人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长得也很像希特勒，苏军战士们把这具尸首拖到总理府花园，马上有很多记者围上来拍照。“后来所谓的五月二号找到希特勒尸体的讹传就是由此而来的，许多外国报纸杂志刊登了这具尸体的照片。”[2]（p.213）很快，苏联方面澄清了事实，他们先说这具尸体是希特勒的替身，后来又说是有人仿照希特勒的模样，对尸体进行了化妆伪造[3]（p.169）。那么，希特勒之死的真相是怎样的？正史又是如何记载的呢？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界定一下何谓正史。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所处时代、国家、地区的情况、标准不同，很难给正史下一个全面的定义。就德国现代史研究而言，人们心目中的正史大致具有以下两个特征：首先，正史应该是信史，信史研究的主要部分一定要建立在寻找、发现、整理、使用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绝不能仅仅是抄袭、拼贴、综合他人的研究成果。信史要讲事实，重证据，拒绝道听途说，更不能跟风炒作。其次，信史不一定就是正史，要成为正史，信史还须同为官史，它要符合国家、时代特定的政治、社会发展需要，它要与某种主流意识形态和具体的国家利益保持一致，它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甚至是代表政权的意志和看法。在战后西方史学界进行的有关希特勒及纳粹德国的信史研究中，不乏一些科学性与政治性、历史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的著作。这些作品不仅科学性强，还能站在自由、民主的立场上，揭露、批判、讨伐希特勒政权的独裁、侵略、种族灭绝史，再加之语言准确、丰富，文笔生动、流畅，赢得了较大的读者群，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影响力，成为战后西方社会公认的正史。应当指出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上述西方史籍大多已译介到国内，这对于加强我国世界史知识的普及，推动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原始创新，加快我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世界史正史，无疑起到了积极有益的促进作用。本文将试举几部这类史书，作为我们以下讨论的对象。
    一
    西方正史对希特勒之死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二战结束至6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西方正史对希特勒之死的记载多采信英国学者罗珀的研究成果。罗珀认为，在帝国末日降临的时刻，希特勒向嘴部开枪自杀身亡，其尸体被焚烧殆尽，所剩骸骨无迹可寻。
    H·R·特雷弗·罗珀，二战前是英国牛津大学的青年历史讲师。二战期间，罗珀在英国的秘密情报部门服役，专门负责侦听、截取纳粹反间谍机关发出的无线电密报。二战后，他受到英国情报部门的委托，赶赴柏林调查希特勒死亡的真相。因为当时谣言四起，说希特勒还活着，并且已经逃往西方，这无疑给西方盟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尽快查明真相，罗珀化名奥顿，以英军少校的身份出现在柏林。在1945年的9、10月间，罗珀走访、讯问了不少当事人，主要包括那些在帝国末日来临之际，和希特勒一起在地堡中生活过的人们，诸如政治家、军人、秘书以及勤杂人员各色人等。他们之中不乏关键证人，像帝国青年团首领阿图尔·阿克斯曼，以及希特勒的司机肯普卡。阿克斯曼在希特勒死后曾进入自杀现场，他和肯普卡均参与了焚烧希特勒尸体的行动。罗珀还曾询问过希特勒的秘书克里斯蒂安夫人和鲍曼的秘书克鲁格夫人，这两位女秘书在地堡中坚守到希特勒死后才离开，虽然她们亲眼目睹的并不多，但从其他直接目击证人，像希特勒的副官京舍、侍从林格那里，她们知道了事情的详细经过。1945年11月1日，罗珀在柏林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公布了他的调查结果[4]（p.15）。1947年3月，罗珀出版了《希特勒末日记》一书[5]，详细记录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0天及其自杀身亡的历史。
    在书中，罗珀为广大读者勾勒了一幅希特勒末日的完整图景。其中，有两条主要线索贯穿始终，一条是政治、军事形势的快速变化，另一条是希特勒本人对此做出的近乎于歇斯底里的反应，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快速、起伏地向前跃进着、发展着，指向的终点就是第三帝国的覆灭和希特勒的自杀身亡。1945年4月20日，在希特勒56岁生日那天，苏联红军开始涌入柏林近郊，帝国首都和“元首”的命运危在旦夕。4月22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元首地下避弹室举行的形势分析会议上，希特勒得知，位于柏林外围的党卫军无法发动预定的反击作战，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猛然间地爆发了，他开始咆哮，痛骂军队将领是懦夫，是胆小鬼，是军队背叛、抛弃了他，他宣布一切都完了，但他宣称，自己要留在柏林，面对末日的来临[5]（p.121）。4月23日，帝国元帅戈林从德国南方发来电报，询问希特勒是否已经失去人身自由，自己可否接班，代为行使帝国的领导权。此举被希特勒视为背叛，他盛怒异常，宣布解除戈林的一切职务。4月28日，希特勒得到消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正背着自己和西方盟国接触，准备谈判投降。他气得满脸通红，像发疯一般的大喊大叫，党卫军的背叛预示着帝国末日的来临[5]（p.172）。4月29日凌晨时分，希特勒开始料理后事，他先是与多年的女友埃娃·布劳恩举行了婚礼，接着，向自己的女秘书口授政治遗嘱和私人遗嘱，宣布他的死期临近[5]（p.181）。4月30日凌晨，希特勒得知，位于柏林西南方向的德军受阻，无法靠近施援，至此，最后一点获救的希望也破灭了。4月30日下午，希特勒在地堡中与自己的亲信、随从握手告别，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与埃娃一起自杀身亡。下午3点30分，当希特勒的侍从林格打开房门的时候，发现希特勒已向嘴开枪自杀身亡，埃娃吞服了氰化物毒药，也已经死去[5]（p.201）。随后，希特勒的副官京舍、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阿克斯曼等人进入房间。根据希特勒临死前的嘱托，他们搬出希特勒夫妇二人尸体，在地堡出口附近的空地上浇上汽油加以焚烧。罗珀认为，焚尸灭迹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只留下一堆不可辨认的骸骨……也许和其他士兵的尸体混在一起，苏军在院内任意发掘，曾掘出不少这类尸体……这位现代文明的毁灭者，此时已经没有被人发现的危险了。”[5]（p.205）
    罗珀的叙事、结论是以实地调研为基础的，无疑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权威性，加之希特勒之死这一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轰动效应，再者作者著书立说时，布局安排合理，情节推进流畅，文字表达清楚，因此，该书一经面世，就大受欢迎，成为当时的畅销书。后来，由于罗珀在德国现代史及其他史学研究领域内的突出贡献，他荣获了牛津大学皇家讲座教授的教席，成为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然而，真正让罗珀的说法发扬光大的，是他在牛津大学的同事艾伦·布洛赫。
    艾伦·布洛赫大学时学习现代历史，后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曾任牛津大学副校长，他还是圣凯瑟琳学院的创始人、第一任院长，由于他对历史学、教育学的重要贡献，于1972年获爵士称号。二战结束后不久，布洛赫就着手撰写希特勒的传记。他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缴获的纳粹德国的大量文件材料，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战犯的日记及回忆录，纳粹时期的书籍报刊、新闻电影和希特勒的讲话录音等等，写成了《希特勒--暴政的研究》这一卷帙浩繁的巨著。对于希特勒之死的问题，该书直接引用了罗珀的观点：希特勒对着嘴放枪，自杀身亡，埃娃·布劳恩服毒而死[6]（p.839）。在尸骸下落的问题上，布洛赫也支持罗珀的观点，认为苏联人“什么也没有找到”，尸骸下落不明[6]（p.840）。布洛赫的这部专著史料丰富、翔实，堪称有关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史研究的权威著作。自1952年出版以来，已再版数十次，被译为十几种文字，介绍到全世界。由于本书具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罗珀对希特勒之死的解释也更加深入人心，并广为流传。
    如果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能有哪一部研究希特勒、纳粹德国的著作，能与布洛赫的大作相提并论、甚至是平分秋色的话，那就属美国人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和大战初期，夏伊勒曾任美国环球新闻社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德记者，他根据战后缴获的大量纳粹德国档案和审讯记录、战犯日记及亲身经历，花费五年半时间写成此书，用栩栩如生的笔法，描绘了纳粹帝国产生、发展、灭亡的全过程。在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上，夏伊勒也重复、佐证了罗珀的观点：希特勒“是对着自己的嘴放枪的……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服了毒药”[7]（p.1548）。至于尸骸和骨灰的去向，夏伊勒也支持没有找到的说法[7]（p.1549）。该书于1960年首次出版，不仅在美国热销，还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的图书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此书对巩固、传播罗珀的研究观点，同样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可以这样讲，直到60年代后期，罗珀的说法在西方都是一枝独秀，无人能够撼动，对希特勒之死的研究似乎已经盖棺定论，无需再有进一步的讨论了。
    二
    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是研究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苏联的某些调查结果渐渐浮出水面，这些结果显示，经确认的希特勒尸体有服毒迹象。对此，西方学者的反应不一，有的表示强烈质疑，仍维护罗珀的观点，有的干脆摆出分歧，回避激烈的争论，还有的学者综合了东西方的两种认识，试图给出第三种解释。
    1968年，苏联记者列夫·别西缅斯基在联邦德国出版了《阿道夫·希特勒之死》一书[8]，书中透露了迄今为止西方知晓不多的、苏联政府和军队在战后调查希特勒之死的某些情况。此书后又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出版发行，在西方社会引起了轰动。别西缅斯基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二战期间，曾担任朱可夫元帅的德语翻译和情报官员。二战结束后，他接受了苏联政府的秘密任务，在柏林调查希特勒之死的真相。此后，他还做过苏联驻波恩记者，最后成为历史学家，曾任苏联德国史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成员及莫斯科科学院军事史教授。在二战史和德国史方面，别西缅斯基著述颇丰，《阿道夫·希特勒之死》是其代表作之一。
    根据别西缅斯基的记载，1945年5月5日，在帝国总理府花园内地堡出口附近的弹坑内，苏军发现了两具尸体残骸，认为是希特勒及布劳恩的尸体[8]（p.111）。两具尸体很快就被送到柏林附近的布赫战地医院，做了初步的鉴定。当时还没有DNA技术，但苏联人找到了尸体颅骨中的牙齿，其中男性尸体的齿冠特征明显。随后他们找来了希特勒牙医布拉施克（当时在逃）的助手、牙科护士克特·霍伊泽曼夫人及牙科技师弗里茨·埃希特曼，前者在布拉施克给希特勒治牙时，在旁完成传递医疗器械和药品的辅助工作，因此比较熟悉病人的牙齿情况，而后者，曾为布劳恩制作过假牙及连接假牙用的齿桥。苏联人先让这二人凭记忆详细复述了希特勒和布劳恩的牙齿特点，并画出草图。然后，他们出示了一对上下颌骨及连带的假牙、齿桥，霍伊泽曼夫人断定是希特勒的。苏联人又出示了几枚假牙和齿桥，埃希特曼确定是布劳恩的。由此苏联方面确认了这两具尸骸的身份[8]（pp.126～133）。苏军验尸专家还对尸体进行了解剖，根据男尸颅腔内发现的安瓿碎片及尸体散发出来的苦杏仁味道，他们认为，死者因氰化物中毒而死。报告还提到，男尸的部分头盖骨失踪了，但在现存的尸骸中，找不到中弹的痕迹[8]（pp.120～121）。尸体解剖的结果表明，希特勒是服毒自杀的。以上结论一经传入西方社会，就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它彻底颠覆了人们以往对希特勒之死的诸多认识。如前所述，在战后的23年里，西方的史籍，特别是那些带有官方色彩的正史一直都认为，希特勒是朝嘴开枪自杀的，然后被焚尸灭迹，骨骸、骨灰不知去向。
    针对别西缅斯基的颠覆性说法，德国历史学家维尔讷·马泽尔提出了强烈的质疑。马泽尔是德国史学界研究希特勒的权威专家之一。他曾在慕尼黑大学任教，还做过美国、日本、芬兰等国大学的访问教授。在其职业生涯中，马泽尔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来研究希特勒这个历史人物，他甚至用一种近似迂腐的态度来考证希特勒的生活细节，诸如希特勒出生那天的天气温度、湿度等情况。1971年，马泽尔出版了《希特勒：传奇-神话-真相》一书[9]。在希特勒之死的问题上，他完全赞同罗珀的观点，在书中，他甚至省略了对希特勒之死的具体描述，而是直截了当地写道：“英国历史学家罗珀对这段历史已经讲得非常详细、清楚了，再重复这段历史，就显得多余了。”[9]（p.522）与此同时，马泽尔动用了大量的篇幅，着重质疑、批驳了苏联方面的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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