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扶清灭洋”口号
    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普遍提出了“扶清灭洋”、“保清灭洋”、“顺清灭洋”一类大致相同的口号。然而，关于此类口号的一些具体问题，却在史学界引起很大争论。
    1、“扶清灭洋”口号的提出。 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认为，“扶清灭洋”是朱红灯提出来的，是为了“要吸引反洋教群众加入义和拳，改提‘扶清灭洋’口号”的。（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李俊虎认为，义和团一面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面要反抗清政府的镇压，这样会给斗争带来更大的阻力，也增添了不少困难，于是，义和团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树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号的。（注：李俊虎：试论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口号，历史教学1963年第二期；）戴逸则认为，“扶清灭洋”是毓贤提出来的，他说，当山东巡抚发现自己的腐朽的军队不能消灭汹涌的革命势力，就“转而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的民间组织，并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来代替‘反清灭洋’”。（注：戴逸：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人民中国1955年第十三期；）廖一中等在《义和团运动史》中称：鲁西北义和团“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县蒋家庄首先提出了‘助清灭洋’的口号。”陆景琪认为，“一八九八年春，四川大足县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就打起了‘顺清灭洋’的旗号。”（注：陆景琪：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爆发及其斗争，山东大学学报（历史版）1959年第三期；）路遥也同意这个观点，但认为是在一八九八年七月提出来的。（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吴思欧和陈瀛涛则更具体的说，这口号是四川大足县余栋巨提出来的。（注：吴思欧：略论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陈羸涛：第一次提出“灭洋”口号的余栋臣，文史知识1982年第十一期；）而戚其章和王如会等则认为，“扶清灭洋”是大刀会提出来的，（注：王如会：甲午战争和山东大刀会的兴起，东岳日报1984年4月7日；）是由大刀会“兴华灭洋”的口号演变而来的。（注：戚其章：“灭洋”口号的由来，光明日报1984年4月7日；）
    2、“扶清灭洋”口号的内涵。一种意见认为， “扶清”是扶保中国的意思，“灭洋”则为排外。丁名楠认为，“当时的农民分不开清廷和国家的关系，清朝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中国”，“灭洋”可解释为排外。（注：丁名楠：义和团评价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0年第二期；）荣孟源也认为，根据义和团的告白中的“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类似的口号可以看出义和团的“扶清是扶保中国”。（注：荣孟源：义和团运动评价管见，东岳论丛1980年第二期；）
    以廖一中等学者认为，“扶清”包含扶保中华和扶保清朝双重内容，而“灭洋”则是反帝与笼统排外的统一体。（注：廖一中：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李文海也认为，“在当时，‘清’字可以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朝廷，政府；另一是指大清国，即中国。”（注：李文海：义和团“扶清”口号的双重含义，人民日报1982年第五期；）陈月清认为，“义和团的‘扶清’包含有“扶保中华’和‘扶清”双重内容，”而“灭洋”除了反之外，也有笼统排外的意思。（注：陈月清：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
    李侃等则认为，“扶清”是扶保清朝，“灭洋”是笼统排外，而绝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注：李侃：义和团运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79年第二期；）而路遥却认为，上述提法都不全面，要正确理解“扶清灭洋”的内涵，“有必要从不同阶段，不同地区队伍中去进行剖析”，这样才有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3、对“扶清灭洋”口号的评价。一是这个口号是不是策略问题。 陈振江认为，“扶清灭洋”口号是一种策略，是义和团为实现其“杀洋仇教”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斗争手段，亦是人民群众长期的反洋教斗争的产物，“扶清”的前提是“灭洋”，有利于“灭洋”则扶，否则义和团就自行其是，可见“扶清”是权宜之计，具有策略意义。（注：陈振江：义和团几个问题的辨析，历史研究1981年第一期；）一些同志则不同意这个观点。王致中认为，“扶清灭洋”口号“很难说是策略，即使是早期的反清，也是同‘复明’的思想相联系的”，“‘要扶清’，‘保清’，就根本不能‘灭洋’”。（注：王致中：封建蒙昧主义与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程啸认为“扶清灭洋”不是策略，而是“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的结果，又是农民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的产物。”（注：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李侃也认为，义和团“提不出类似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那样的政策和策略的”，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模糊了清朝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导致最后被清政府利用而惨遭失败。（注：李侃：关于义和团评价问题， 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还有一日本学者认为，“顺清灭洋”是一种“传统的家长式的庇护和服从的关系的反映”，“是义和团大众对待权力的意识变迁的表现。”（注：（日）佐藤公彦：义和团民众的权力表现，山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一期；）
    二是关于“扶清灭洋”口号的作用问题。一种认为，这个口号起过积极作用。陈月清认为，对“扶清”不能全盘否定，它在义和团初期起过好的作用，不仅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也减少了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注：陈月清：关于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文史哲1980年第五期；）苑书义也认为，义和团并不单纯主张“扶清”，而是把“扶清”与“灭洋”连在一起，“扶清”是为了“灭洋”。（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刘大年却认为，“扶清灭洋”起了积极作用，它集中表示出义和团斗争的锋芒是针对外国侵略者的。不管什么人，只要赞成“灭洋”，义和团就加以联合，扶持，这就有号召统一行动之义，当然，“灭洋”中也反映了在义和团中存在有笼统排外思想，（注：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稿（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种认为，这个口号既有积极，也有消极作用。欧阳跃峰指出，“扶清灭洋”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反抗性和落后性的统一。（注：欧阳跃峰：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安徽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三期；）徐海安认为，“扶清灭洋”主流是“反侵略反奴役，同时暴露了农民阶级的落后，保守，”“用‘灭洋’来反帝与排斥先进技术却行不通，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注：徐海安：义和团“灭洋”探析，学海1991年第三期；）而范大章则相反，他认为，“扶清灭洋”给义和团运动加上了封建主义的深深印记，使得这一运动未能超越封建主义“卫道排外”的藩篱，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注：范大章：对“扶清灭洋”的再认识，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1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