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
    义和团运动时期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又有严重的派系倾轧，因而构成了对义和团的不同态度。究竟清政府与义和团是什么关系，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手段，这是史学界争论的问题。
    1、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金家瑞认为，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是以“剿”为主，只是后来由于义和团力量越来越强大，清政府才“改剿为抚”的。金冲及、胡绳也持同样观点，认为主要以镇压为主。而廖一中等则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一贯采取“以抚为主”的政策，而不是镇压；（注：廖一中：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历史研究1980年第三期；）义和团既没有反清，当然不必镇压义和团，两者是合作的关系。（注：廖一中：再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六期；）刘天路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方针一直在“武力镇压”和“以民制夷”之间摇摆。（注：刘天路：清政府的政策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一期；）
    有人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复杂性和反动性，反映了各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注：李文海：义和团运动中的“假团”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三期；）因此，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各种复杂情况改变而改变的。总的说来，可以以义和团入京被招抚为界，分为两个阶段。戚其章认为，在前一阶段，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政策”，（注：戚其章：试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 1982年版；）而林敦奎、李文海则意见不同， 认为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的是“既不剿，又不抚”的方针。（注：李文海：封建统治阶级与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在后一阶段，关于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问题上则有严重分歧。苏寿桐认为，在这一阶段，义和团运动已被封建统治集团所控制，成为“努力王家，同仇忾”的工具。（注：苏寿桐：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光明日报1980年4月22日；）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 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丁名楠认为，“清政府失去了对时局的控制，如果继续坚持镇压义和团，首先肯定是清政府的被推翻。”（注：丁名楠：关于发言纪要引起的一些意见，光明日报1980年5月12日； ）杨济安等也认为，义和团虽然被清政府欺骗、利用，但总的说来，义和团还是占据优势而控制了京城。（注：杨济安、张守谦：义和团在北京的战斗，光明日报1960年5月12日；）路遥却来个不偏不倚，认为在这个阶段， “很难说谁控制了谁，但与先前相较，显然是由于义和团的大批涌入，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2、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变化的原因。 关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虽然在以“剿”为主还是以“扶”为主有分歧。但大家都承认，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对义和团政策的改变呢？史学界仍没有定论。
    传统的说法是，清政府无力或不敢以武力阻止其进入京津，因而变“剿”为“抚”。胡绳也认为，是西太后害怕在京城动刀兵，因而派刚毅去“劝导”，“晓谕”义和团。（注：胡绳：义和团的兴起和失败，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近来吴思鸥认为，西太后“归政”的恐惧症是“构成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发展变化的主因。”（注：林华国：关于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的几个问题，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
    在路遥的《义和团运动》中有廖一中等的观点，认为是因为后党为了利用义和团的声势和力量来抵制英、日等国对废帝立储的干涉，才对义和团别有用心的支持的；林华国的观点是，清政府对义和团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义和团，清政府，帝国主义三种势力错综复杂的矛盾所造成的。”路遥则不同意上述的说法，他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的变化一方面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义和团力量的迅速发展使清政府感到威胁所致。”（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略，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二期；）
    四、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
    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是一场正义的斗争，它无可非议的有着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作用，在史学界有着许多不同意见。
    1、对当时的社会的作用。大家一致认为， 义和团运动在当时不仅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而且也暴露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极端腐朽和无能；同时还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但是，义和团运动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中起了多大作用，却有着分歧。
    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稿》中认为，义和团“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苑书义也认为，之所以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是因为义和团的英勇的斗争。（注：苑书义：论近代中国的进步潮流，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苏双碧也认为，“至于义和团是否阻止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这是一个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注：苏双碧：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一期；）廖一中在《义和团运动史》中认为，义和团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但却“迫使帝国主义在侵华的态度和方式上变得稍微小心谨慎了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做法。”孙占元也认为，义和团运动“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的手段。”（注：孙占元：义和团与晚清社会，北方论丛1991年第一期；）吴民贵则认为，帝国主义未能瓜分中国，除了义和团英勇斗争外，还有列强之间尖锐的矛盾。（注：吴民贵：慈禧太后与义和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1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