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部著作是美国新锐历史学者、福海姆大学副教授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的新著。该书原为作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被选列入美国冷战史领袖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教授所主持的“新冷战史”（New Cold War History）系列丛书，经过作者修改，由北卡罗莱纳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译者在尚未联系好出版社的情况下已断然着手翻译该书，因为相信它对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其他许多研究领域都有重要的价值。翻译完成后，译者收到作者寄来的一些材料，看到《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政治学评论》（The Review of Politics）、《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外交》（Foreign Affairs）、《美国外交》（American Diplomacy）等八家非常重要的学术期刊都发表了对该书的介绍和评论，纷纷予以高度评价，更感到自己最初对其价值的判断是不错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其后冷战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美国确立了它的“全球主义”对外政策体系和全面动员的“国家安全体制”（National Security State）后，在现代科层制和国家政治中的“技术治理”（technocracy）深化发展的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学界的交往联系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订。而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停滞衰败、智力和文化发育不良的“落后民族”施行经济援助和“发展指导”时，拥有宏大的知识和政治抱负的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可以说，在美国对外政策诸领域中，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是受学院社会科学影响最大、最深的领域。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
    肯尼迪政府高扬美国理想主义和“利他主义”的精神旗帜，将美国推动和“指导”第三世界发展/现代化的热情和海外发展援助活动推向颠峰，其短暂的“一千天”比战后其他时期能更充分地展现作为整体的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要素和特征。通过细致深入的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要揭示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两点远远超越了肯尼迪时期：（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它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却成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损害了美国式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这项杰出的研究还向我们中国历史学者显示，批判的精神和跨学科的文献和知识基础是如何增强了历史学实证研究的经验深度和理论力度。
    对于国内的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而言，这本书显示出，就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是合理、可行而又必要的；这本还书提醒我们，对于显性的和潜在的以“国家利益”和“权力”为出发点去看待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老式“现实主义”思维逻辑，我们至少应该持有所保留的态度，因为意识形态随时随地在支撑和塑造着“权力”，而且它又无时不刻不在影响和规定着历史活动主体对“利益”的认知、选择和追求。而对于国内纷纷涌向“现代化”的题目之下、对这个“概念箩筐”在学术史上的复杂意义、以及它天然的缺陷和理论上的危险性缺乏必要的体察的各种研究而言，本书中有许多内容和讨论应该能够引起更多的反思，从而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复杂精致、更具有历史主义气质的现代化观。基于本书的主题和内容，想必它对美国史、社会科学思想史、拉美研究、亚洲研究等领域也有相当参考价值。
    以下名字应该列在此处接受译者的诚挚感谢：
    作者雷迅马博士给予译者以信任、鼓励和多方帮助，他还专为本书中文版提供了一些来自肯尼迪图书馆和约翰逊图书馆的重要图片。我的师弟赵海首先将作者赠给他的本书英文本介绍给我，并在我和作者之间牵线。我的老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志明教授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越南语专家咸蔓雪女士不厌其烦地为我解决了翻译中的越南译名问题。我的老师和师兄、北京大学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董正华教授对我的翻译工作给予各种鼓励和帮助。北京大学彭小瑜教授、董经胜博士、台湾东华大学谢定中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陈勇教授也就一些名称的译法给我提供过宝贵的帮助。我特别要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韩毓海教授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编审，前者的推荐和后者的眼光、决断使这本书的底稿迅速地得到了一个理想的归宿。尊王吉胜先生之命，译者收集选择了一些图片，并撰写了兼有评论性质的说明。如果这些能为本书增色，这个创意完全应该归功于王吉胜先生。
    翻译工作多少有些仓促，对于文中的错讹或不当之处，恭请专家读者赐教。

    牛可
    北京大学畅春园
    2003年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