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的主流文化概念，无疑还是保守文化意识亦即传统的纲常名教占统治地位。保守之士依然宣称决定等级观念、国家管理以及家庭生活的儒家思想之优越性； （注：可参见《翼教丛编》， 苏舆辑，1898年版。）他们承认并希望克服中国在一些方面不如西洋文明，例如在技术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劣势；但在道德观念上还不愿让步。因此，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维新之士不仅把西化倾向与国家富强连在一起，而且还经常（有时出于论战策略）将其与“道统”亦即儒家正统观念相协调。在王韬看来，“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之制，亦必有所取焉。”（注：见郑观应：二十篇本《易言》，王韬：《跋》，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称《郑观应集》，上册， 第167页。）郭嵩焘则说：“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注：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二八，第12页。）主张变衣冠、变中国之人伦制度、变中国之学术的谭嗣同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嗟乎！不变今之法，虽周、孔复起，必不能以今之法治今之天下，断断然矣。”（注：谭嗣同：《兴算学议·上欧阳中鹄书》，《全集》，上册，第161页。 ）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的一位重要人物薛福成，1879年写成《筹洋刍议》，1885年发表。《刍议》的精髓亦即最重要的文章，无疑是《变法论》。薛福成声称：“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必渐被乎八荒。”（注：载郑观应：《盛世危言·交涉下》，【附录】薛叔耘星使《变法论》，《郑观应集》，上册，第434页。 ）薛氏是洋务人士中最先打出改革旗号的人，鉴于西方领先的世界局面，他极力鼓吹技术、管理及军事上的变革：“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早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注：载郑观应：《盛世危言·交涉下》，【附录】薛叔耘星使《变法论》，《郑观应集》，上册，第434页。）可以说， 这就是起始于冯桂芬、（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所云“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一般被视为“中体西用”思想之最初框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页。 ）并在以后不断谈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参见孙广德《晚清传统与西化的争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论中体西用》，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清季知识分子的中体西用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丁志伟、陈崧《中西体用之间--晚清中西文化观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4-727页。）思想的思考背景。尽管甲午战争已经宣告了“实用”与“卫道”之择中方案的破产，但它依然盛行于世纪之交。对于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早就有人认识到了它的荒唐之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集》，第三册，第559页。 --鲁迅亦对“中体西用”评说如下：“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仍有僵死而已矣。”（鲁迅：《文化偏至论》，第45页））这正是维新派有识之士康有为、梁启超等力倡维新、鼓吹“新学”（注：一般说来，西洋知识在鸦片战争时期还被轻蔑地视为“夷学”，“西学”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慢慢成了一个很普遍的褒义概念。为了与视“西学”为眼中钉的保守势力抗衡，世纪交的时候，也就是使用“西学”概念的同时，又出现了一个带纲领性的概念：新学。梁启超1896年编《西学书目表》（上海时务报馆）；之后，与之相同的、以变革及现代化为中心内容的一些书目便得名如《新学书目提要》等。书名的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出于一种思考，即学问既无穷尽，亦无方体，不必以中西别之。（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729 -731页）其实，“新学”内容与“西学”相差无几， 都是“中学”的对应物，介绍的主要是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中”与“西”、“旧”与“新”的比照，必然以文化差别以及人们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为前提。同时，它还包含了人们对“西学”的分析、诠解和估价。特别值得一提的“新学”书目有：求志斋主人《中西新学大全》，上海鸿文书局1897年版；李提摩太《七国新学备要》，广学会1898年版； 林乐知、李提摩太《新学汇编》，蔡尔康编，广学会1898 年版；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898年版；《新学大丛书》，上海积山乔记书局1903、1904年版；沈兆祎《新学书目提要》，通雅书局1904年版。）的时候。也在这个时候，严复翻译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和《名学》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西方重要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中国早期启蒙主义者的努力以及整个现代化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摆脱陈旧的制度结构，并在欧洲自由、平等思想的基础上引入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和新的精神，从本质上说，这是文化认同问题，是认同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的问题，是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的整个现代化运动中，求变求新思想几乎是所有维新之士的共识。然而，自冯桂芬起，变革论说无一例外都是局部的、片面的。康有为纵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石破天惊之论，他的迭次上书亦即变法思想虽已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然而其着眼点主要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也就是说，他所追求的只是在现有政治秩序中进行改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第一个鼓吹全方位“大变革”的，则是“言论界的骄子”（注：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217页。）梁启超。 这种彻底变革的思想无疑基于梁氏对西方近现代文明的认识，这种文明使西方列强已经尽变旧法，“无器不变，亦无智不新，至今遂成一新世界焉。”（注：梁启超：《经世文新编序》（1897），《饮冰室文集》之二，第47页。）鉴于全球新发展，大势相迫，变革已成不由自主之势：“变亦变，不变亦变。”（注：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1896），《饮冰室文集》之一，第8页。）基于同样的认识，梁氏于1902 年在《释革》一文中指出：“今日之中国，必非补苴掇拾一二小节，模拟欧美、日本现时所谓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后也，彼等皆曾经一度之大变革。”作为“大变革”的中心内容和目的，梁氏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国民变革”（注：梁启超：《释革》，《饮冰室文集》之九，第43、44页。）思想。为了变革、进步，人们“别求新声于异邦”（注：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卷一，第65页。），且多半视西方近世文明为“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