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又批评说：“《魏书》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杀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侪横入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延尉，结正其罪’等语。转似不知杀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本纪如此，又无别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自道逆跡，於其辗转处见之：问臣所止，讨贼明矣；敕无杀害，用兵审矣；横兵入阵，行弑逆矣；诚欲守死，转抗战矣。天使贼臣自供其醜。成济之事史家隐之，但备载疏诏，而昭之弑君实不可掩矣。”〔5 〕认为陈寿是通过委婉的笔法来暗示司马昭弑君，即虽不敢直载其事，但却从记载司马昭所上的奏文来透露曹髦是死于司马昭之手。按骑督成倅乃是司马昭家兵中的骑兵将领，而直接指挥成倅兄弟行弑的乃是贾充。《汉晋春秋》载：“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遂率僮僕数百，鼓譟而出。文帝（司马昭）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按陈寿身为蜀国的降人而入仕于晋，自然不敢直书司马昭弑君，但他确实用刊载司马昭的上书来隐示曹髦是死于司马昭之手，并无歪曲事实；不能称之为曲笔迴护。然而他的简略记载却略去贾充的罪恶，这就难免有为“尊者讳”之嫌。陈寿入晋以后的仕宦活动和编撰《三国志》是在贾充、贾后相继擅权的时期。尤其是惠帝即位不久，贾后即以张华“庶族，儒雅有筹略，进无逼上之嫌，退为众望所依”〔6〕而用以辅政。 陈寿入晋仕宦活动主要得力于张华的提携，所以他略去贾充的罪恶，或许不是偶然的。
    赵氏不仅批评陈寿为司马氏讳，还批评他为魏朝讳。《廿二史劄记，三国志多迴护》条说：“然此犹日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并举例为证。然揆之有关记载，赵氏的批评亦有可议之处。
    首先是批评陈寿为曹操屠城讳，即“寿作《陶谦传》，则专据《世语》，谓嵩为谦所害，故操志在复仇。此则因操之征谦，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不暇辨其主名也。”按曹操父嵩死事诸书记载不一，《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敦颁《世语》说陶谦密遣数千骑追捕曹嵩，“阖门皆死。”引韦昭《吴书》则说“陶谦遣都张闿将骑二百卫送，闿于太山华（县名，在今山东费县东北）、费（在今山东费县西北）间杀嵩取财物，因奔淮南。太祖归咎于谦，故伐之。”赵氏据此而断言：“《吴书》所记，必系闿南奔后，自言其事，当属可信。”然而《吴书》明言“闿奔淮南，”其时割据淮南的是袁术，而非江南孙氏，则赵氏称《吴书》是据张闿“南奔”后的“自言其事”的推断也就不可信了。赵氏又说：“《后汉书·陶谦传》亦谓别将守阴平（今山东莘县）者，利其财货，遂袭杀嵩。”但《后汉书》所载不一，《陶谦传》称为陶谦的别将所杀，《应邵传》则称“兴平元年（公元194 ）……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曹操弟），并杀之。”《曹腾传》付子《曹嵩传》也说“为徐州刺史陶谦所杀。”于是赵氏又说：“按谦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被害之前，操未尝加兵于徐州，则《邵传》所谓谦怨操数击之者，殊非事实。”但《三国志·魏武帝纪》初平三年（公元192）载：“袁术与袁绍有隙，术求援于公孙瓒， 瓒使刘备屯高唐，（今山东禹县西南），单经屯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南），陶谦屯发干（今山东堂邑县西南），以逼绍。太祖与绍合击，皆破之。”曹嵩被杀《魏武帝纪》置兴平元年（公元194）春以前， 《后汉书·应邵传》置于兴平元年，而《魏武帝纪》又有初平四年，“下邳阙宣聚众数千人，自称天子，徐州牧陶谦与共举兵，取太山华、费，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吴书》也说曹嵩被杀于华、费间。可见曹嵩是死于初平四年陶谦与阙宣联合纵兵于华、费间抄掠之时。而在曹嵩被杀的前一年（即初平三年），由于二袁交恶，曹操已打败过陶谦，并非未尝加兵交恶。赵氏批评陈寿“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未免武断。
    其次是有关甄后之死。赵氏说：“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据《汉晋春秋》，谓由郭后之宠，以至于死，殡时披发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帝纪》但书夫人甄氏卒，绝不见暴亡之迹。”按《魏文帝纪》确是“但言”夫人甄氏卒，不言其他。但陈寿在《文甄皇后传》有载，即曹丕“践祚之后，山阳公奉二女以嫔于魏，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后愈失意，有怨言。帝大怒，二年六月，遣使赐死。”《文德郭皇后传》也有“甄后之死，由后之宠也。”可见甄后的不得善终陈寿是有记载的，只是本纪略去，并非曲笔为曹丕隐恶。真正为曹丕隐恶的是王沉《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引王沉《魏书》载：“夏六月丁卯，崩于邺。帝哀痛咨嗟，策增皇玺绶。”又裴注评曰：“文帝之不立甄氏，及加杀害，事有明审。《魏史》……崇饰虚文乃至于是，异乎所闻于旧史。……陈氏删落，良有以也。”是对陈寿刊削王沉《魏书》虚浮不实之言的赞语。赵氏对此视而不见，反而谴责陈寿，真是匪夷所思。
    其三是有关蜀魏战事，赵氏认为陈寿某些记载是有所“迴护”“专以讳败誇胜为得体。”这类的批评也有不够贴妥的地方。赵氏说：“魏明帝太和二年（公元228），诸葛亮攻天水、 南安、建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郃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仑，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乃至《蜀后主传》，街亭六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也不克而已。”按诸葛亮斩王双之事，《魏明帝纪》虽无记载，而《蜀后主传》建兴六年（即太和二年），《诸葛亮传》均有记载，同样，街亭之失《蜀后主传》不载，而《魏明帝纪》、《曹真传》、《张郃传》、《诸葛亮传》，以至《马良传》、付第《马稷传》均有记载，并无隐匿事实而为谁“迴护”。从《魏明帝纪》的裴注引书，我们还可以看到陈寿的记载是删去那些虚浮不实之词。王沉《魏书》载：“是时朝臣未知计所出，帝曰：‘亮阻山为固，今者自来，既合兵书致人之术，且亮贪三郡，知进而不知退，今因此时，破亮必也。’乃部勒兵马步骑五万拒亮。”《魏略》也刊载曹叡《露布天下并班告盖州》诏，陈寿删去了此类吹捧曹叡的记载，说明他对史料的采择是审慎的。批评陈寿“专以讳败誇胜为得体”未免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