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氏还批评说：“太和三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敦淮于阳谿，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郃来救，郃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按斩王双之事《魏明帝纪》确无记载，但《蜀后主传》建兴七年（即太和三年）有载：“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遂克定二郡。”《诸葛亮传》亦载。破郭淮事《魏明帝纪》、《郭淮传》不载，而载于《蜀后主传》建兴八年及《魏延传》。张郃③之死《魏明帝纪》不载，而《张郃传》、《蜀后主传》、《诸葛亮传》均有载。由上可见，陈寿于蜀、魏战争的胜负，多载于胜者一方，而败者一方略去，这种记事的方式确是异乎寻常，若以所谓“春秋笔法”来衡量，或许可以认为是“为尊者”的一种方式。然而从整部《三国志》来看，陈寿这些记载并没有歪曲或掩盖战事的基本事实，况且若于胜方、败方均载，就难免会重覆拖沓。
    其四是“迴护”名将权臣：赵氏认为陈寿“不惟于本纪多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他举出张郃，华歆、刘放、孙资三传为例。关于张郃降曹一事，赵氏批评说：“据《三国志》《魏武帝纪》及《袁绍传》，官渡之战，绍遣淳于琼率万人迎糧，操自率兵破斩琼，未还营，而绍将高览、张郃来降，绍众遂大溃。是因郃览等降而绍军溃也。《张郃传》则谓……郃因绍军溃后，懼郭图之谮而降操也。纪、传皆陈寿一手所作，而歧互如是。蓋寿以郃为魏名将，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为之解说也。”陈寿在《魏武帝纪》、《袁绍传》与《张郃传》所载的互相矛盾，裴松之早已指出其“参差不同”。〔7 〕按《后汉书，袁绍传》所载与《三国志·武帝纪》、《袁绍传》间，看来应以《魏武帝纪》、《袁绍传》所载为是。《张郃传》所载据何书已无可稽考，有人认为：“此必郃家传自文其醜，故与武纪、绍传互异。”〔8〕但更有可能是沿用王沉《魏书》， 或采自《魏略》。如前所述，陈寿对那些显赫的名臣名将，常在本传为他们护短，然后将事实散见于他处。然而，陈寿的写作是严谨的，《三国志》中互相抵牾之处并不多，裴注及后人都有揭出，张郃降事就是少数事例之一。同时张郃降事的“隐法”与其他纪传不同，其他纪传多于本传略去事实，而于他处见之。此事却于本传为张郃粉饰，而于其他纪传见其真相，所以，最有可能的是沿袭王沉《魏书》之误，不象是曲笔迴护。
    有关华歆之事，赵氏批评说：“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不载。”按华歆破壁之事出于《曹瞒传》〔9〕，被采入《后汉书·伏皇后传》， 而《三国志·魏武帝纪》、《华歆传》均不见载，是一条孤证。《曹瞒传》的作者已不可详考，《隋书·经籍志》不录，而《旧唐书·经籍志》载有《曹瞒传》一卷，吴人作，是知出于吴人之手。按华歆本为东汉末的北方名士，为豫章（郡名，治今南昌市）太守。孙策略地江东，华歆以不黯军事而以郡降，孙氏“待以上宾之礼。”建安初，曹操笼络名士，奏请汉献帝召华歆入朝，华歆极力劝说孙权放行，说明孙、曹之间他还是选择曹操的。建安14（公元209）年，曹操起兵伐吴， 还起用华歆为军师。东汉末年，一批北方名士避乱江东，一些人肯为孙氏所用，另一些则不然，华歆应属后者。吴人对他是不会有好感的，这一记载就有可能出于敌国中的政治传闻。又从《曹瞒传》的某些记载看来，有如小说家言，近似《世语》，而对曹操时有虚浮不实的记载，裴注就有所纠正。《魏武帝纪》建安16年裴注引《曹瞒传》：“时公每渡渭，辄为马超骑所冲突，营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筑垒。娄子伯说公曰：‘今天寒，可起沙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公从之。”裴注按：“按《魏书》，公军八月至潼关，闰月北渡河，则其年闰八月也，至此容可大寒邪。”揭露出《曹瞒传》所载的失实。《魏武帝纪》建安24年裴注又评说：“《曹瞒传》及《世语》并云桓阶劝王正位，夏侯惇以为宜先灭蜀，蜀亡则吴服，二方既定，然后遵舜、禹之轨，王从之。及至王薨，惇追恨前言，发病卒。”并引用孙盛的评论，认为《曹瞒传》和《世语》的记载属“妄语”。陈寿不采用《曹瞒传》的记载，应该是有他的道理。
    赵氏还谴责陈寿迴护曹叡的宠臣刘放、孙资。刘放、孙资于曹丕、曹叡在位时任中书监、令，长期参预机要工作，深得曹叡的信任。然而却在曹叡临终时，极力排斥忠于曹氏的宗亲大臣，引司马懿入朝，导致司马氏掌握曹魏的军政大权。从封建正统观念看来，两人确定“奸邪误国。”赵氏指责陈寿为二人作“佳传”，说：“刘放、孙资在中书，久掌机密，夏侯献，曹肇等恶之，指殿中鸡棲树曰：‘此亦久矣，其復能几。’此犹出于忌者之口。至蒋济为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贤于大臣，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恭慎不敢外交，而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是可见放、资二人之窃弄威福矣。’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而寿作二人合传，极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寻谀言。是其以放、资为正人，与当时物议大相反也。盖二人虽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晋，晋人德之，故寿为作佳传。”是指责陈寿为讨好西晋统治者而为二人作佳传。按“鸡棲树”引自世语〔10〕。而从刘、孙合传看来，陈寿自认为是无意为二人护短。他在合传后先总结说：“放、资既善承顺主上，又未尝显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获讥于世。然时因群臣谏诤、扶赞其义，并时密陈损益，不专寻谀言云。”其评赞又说：“刘放文翰、孙资勤慎，并管喉舌，权闻当时，雅亮非体，是故讥谀之声，每过其实矣。”是陈寿感到为二人作传有为难之处，故特声言本传是在讥谀过实的声中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写作的。既言两人的长处、也言二人的短处。然而他写此二人的合传着意是否公允呢？据现存的史料很难判断，但有两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一是合传是以刘放为主、孙资为付，而在《三国志》的合传中，象把刘、孙混在一起的写法是极少的，为什么陈寿对这两个曹魏后期的关键人物要采用这种混和的写法？二是《晋书·张华传》载：“华少孤贫，自牧羊，同郡卢钦见而器之。乡人刘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证明张华是刘放的女婿。陈寿入晋后能在朝廷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靠张华提携。陈寿为二人作传确是煞费苦心，是否会因张华的关系而有所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