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一生勤于著述，生平著作共达八十四种之多，可惜大都佚失，至今能见到的只有《通志》、《夹漈遗稿》、《六经奥论》、《尔雅注》以及一些零散遗文。作为一位史学大家，郑樵的史学思想是很丰富的，总结这份遗产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笔者不揣愚陋，拟就郑樵史学思想特点中最具有特色的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重视实学
    郑樵非常重视实学。他的所谓“实学”是指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求得真实可靠的学问，具体地说是通过实践真正认识天文、地理、草木、虫鱼、鸟兽、车舆、器服等客观存在的事物，掌握有关这些实物的一些知识。
    郑樵认识到：“操穷理尽性之说，以虚无为宗，实学置而不问”①是中国古代学术界的一大流弊。以圣贤哲人自居者对草木虫鱼等实学是不屑一顾的。董仲舒就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之所甚恶也！”②朱熹也认为：“且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一草木、一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③那些注疏家则是“只务说人情物理，至于学之所不识者，反没其真，遇天文，则曰此星名；遇地理，则曰此地名，此水名；遇草木则曰此草名，此木名；遇虫鱼，则曰此虫名；遇鸟兽，则曰此鸟名，此兽名。更不言是何状星、何地、何山、何水、何草、何木、何虫、何鱼、何鸟、何兽也，纵有言者，亦不过引尔雅以为据耳，其实未曾识也。”④他们实际上是从书本到书本，不求甚解，不懂装懂。
    针对上述情况，郑樵分析了实学不兴的原因。第一，“语言之理易推，名物之状难识”，故很多学者“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第二，书本知识脱离客观实际，“农圃之人识田野之物，而不达诗书之旨；儒生达诗书之旨，而不识田野之物”⑤，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⑥。第三，史家与专家分离，也就是“历官能识星而不能为志，史官能为志而不识星”之类的情况。他还从历史角度考察了实学不受重视的原因，认为“当仲尼之时，已有此患”⑦，“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⑧；甚至认为“班马只事虚言，不求典故实迹，所以三代纪纲至迁八书、固十志几绝绪，虽其文采洒然可喜，求其实用则无有也”⑨。
    有鉴于此，郑樵大力提倡实学，并身体力行。他认为要求得实学，光靠书本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五方之名，既已不同，而古今之言，亦自差别”⑩。所以，学者必须走出书斋，深入实际，“广览动植，洞见幽潜，通鸟兽之情状，察草木之精神，然后参之载籍，明其品汇”（11）。这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治学方法。他记述自己获得实学的经验时说：“臣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已得鸟兽草木之真，然后传诗；已得诗人之兴，然后释尔雅。”（12）在介绍如何学习天文知识时，郑樵说他得益于丹元子的《步天歌》：“一日得《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13）可见，郑樵非常重视依靠实地考察和亲自观察获得真知实学，说明他是一个颇有科学思想的人，这在中国史学界及整个学术界都是难得的。
    郑樵认为，图谱也是获得实学的一个重要途径，所以他特别重视图谱的作用。他说：“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又说：“诚以为为国之具，不可一日无也。”这把图谱提高到“为国之具”的地位。对于学者来说，图谱也是“为学之具”。他分析了有图无图之不同功效，认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举而措之，如执左契。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难为说，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14）。郑樵指出有些学问有书无图不可用，象天文、地理、宫室、器用、车旗、衣裳、坛兆、都邑、城筑、田里、会计、法制、班爵、三统五运、名物、书等十六种学问必须有图，才能真正掌握，“为学者而不知此，则章句无所用，为治者而不知此，则纪纲文物无所施”（15）。故而，他认为“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16）。郑樵对图谱重要性的认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