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在提倡实学的同时，批评了不务实学的坏风气。他说：“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源；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17）对于注疏家仅在书本上玩弄字句，并散布“读百遍理自见”的谬论，郑樵十分尖锐地给以驳斥，指出：“若天文、地理、车舆、器服、草木、虫鱼、鸟兽之名，不学问，虽读千回万复，亦无由识也。”他还举出杜预注“四凶”的例子，说：“如四凶者，天下谓之浑沌、穷奇、梼杌、饕餮，杜皆以理说之。穷奇，以亡穷而如奇；梼杌，谓玩凶无俦匹之貌。樵初甚疑此，及见《山海经》果有此等兽，乃知四者为恶兽之名故时人所以比其人也。”（18）这是对不求实学而闹笑话的讽刺。
    郑樵认为实学是史学家的基本修养，特别是修志，“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他批评以前史官修志，“不过采诸家之说而集合之耳，实无所质正也”。这样的史书“虽有书而不能如无也”（19）。为了保证修史质量，他认为唐修《隋志》的方法可以借鉴：“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纪传，而以十志付之志宁、淳风辈，所以粲然具举。”（20）这是集中各方面人才集体修史，史才和各科专才各当其任。当然，郑樵认为史家最好是能够具备通才，他说：“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21）”他修《通志略》则颇有实学功底和通才风格。
    郑樵重视实学与他中小地主身份及治学经历有关。他家道衰微，常常自称“田家子”，这就决定了他能够“与田夫野老往来”。他在夹漈山中读书著书数十年，喜爱自然，从而能够“与夜鹤晓猿杂处”。由于他完全依靠自学，从没进过府学、太学，通过自己分析、判断、综合获得知识，这样，就可以对前人学问做出客观评估，并很少先入之见和权威崇拜。所以，在实践中最容易辨别出什么是虚言，什么是实学，并体验到实学之价值。
    二、勇于批判
    郑樵敢于批判历代学者的学术见解，敢于批判传统观点和当时错误思潮，大胆提出自己的理论。这种批判精神，在《通志》中有充分地体现，它是与郑樵的求实态度一脉相承的。我们曾提到过他对断代为史和义理辞章之学的批判，这里则主要抓住对妖妄之说的批判来展开论述。
    郑樵在《灾祥略》序中说：“仲尼既没，先儒驾以妖妄之说而欺后世，后世相承罔敢失坠者，有两种学：一种妄学，务以欺人；一种妖学，务以欺天。”并说：“臣旧作《春秋传》，专以明王道，削去三家褒贬之说，所以杜其妄。今作《灾祥略》，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他是以鲜明的态度致力于杜妄绝妖的。
    1、批判妄说任情褒贬。
    郑樵主张史家写史，必须做到如实地反映历史的实迹，反对主观地任情褒贬。这是对刘知几据事直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要据事直书，反映真实历史，史学家必须有客观的态度，做到“平心直道”。他说：“著书之家，不得有偏徇而私生好恶，所当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22）并说：“心平者，然后可以语道；气和者，然后可以论人。论人之道，不可偏徇。”（23）
    对于史学界任情褒贬的恶劣风气，郑樵痛加剖析批判，把它斥为“妄说”、“欺人之说”，指出：“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以阴中时人，使人不可晓解。三传唱之于前，诸儒从之于后，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此之谓欺人之学。”（24）这里揭露了任情褒贬者的用心是“尽推己意而诬以圣人之意”。郑樵强调“《春秋》主在法制，而不在褒贬”（25）；“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26）。从而否定了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春秋笔法的一字褒贬说，起了釜底抽薪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