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樵看来，《春秋》原来并没有什么深微的意义，都是后来儒生所附会，使之玄而又玄，故“樵每叹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而事多，载籍本无说，腐儒惑之而说众，仲尼之道，传之者不得其传，而最能惑人者，莫甚于《春秋》、《诗》耳”（27）。他把这些腐儒庸人比作“当家之妇”，斥责他们：“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28）这一批判是很辛辣的。
    郑樵认为“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说“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他主张史家的责任在于真实地记载史事，让事实说话，不要加进史家个人评判，反对史家于纪传之后加论赞的做法，指出：“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这些见解，看上去很接近近代客观主义史学的观点，即都主张纯客观地描述历史，反对在史实中掺杂个人主观感情色彩。其实，这根本就不可能，人是感情动物，一言一行均受情感支配，史家著史也不例外。郑樵主张写“信史”，这种意见看来是公道正确的，但是封建社会的史家，是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所谓善恶曲直，都是以当时社会的道德观为依据的。他反对一字褒贬，而自己却擅长此道，《通志》行文中常常有褒贬，如说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莽“自称”新皇帝，公孙述“僭位”，刘秀“成帝业”，曹丕“受禅”，张角“反叛”，李渊“起兵”等等。郑樵批判褒贬，主张直书，但同时又有所回护，他说：“春秋纪实事，而褒贬之说行。谥法别昭穆，而美刺之说行。当其时已纷纭矣，后之人何独不然？臣恐褒贬之说不已，则春秋或几乎息矣，于是作《春秋考》、《春秋传》；又恐美剌之说不已，则周公之意其亡矣，夫于是作《谥法》，使百代之下，为人臣为人子者知尊君严父，奉亡如存，不敢以轻重之意行乎其间，以伤名教者也”。（29）很显然，他反对褒贬美刺是为了维护孔子和周公之意，维护封建君臣父子之道和封建名教，如此，史书何以能够“纪实事”，善恶又何以能“彰”呢？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
    2.批判妖学灾祥迷信。
    在封建时代，神意史观笼罩史学界，史书中往往充斥一些谶纬、灾祥等荒唐怪诞的记载。在郑樵之前，就有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如王充、刘知几等人，对这种思想进行了批判，但在历代史籍中却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宣扬这些迷信。直至郑樵所处的两宋王朝时，灾祥理论还有其社会基础。《宋史·天文志》记载：“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谨星野之书；且君臣恐怕休省之余，故于天文休咎之应有不容不缕述而申言之者，是亦时势使然。”奸臣秦桧更是“造灾祥之说，饰和议之功”（30）。这种现象在提倡实学的郑樵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他尖锐地指出这些灾祥怪异之说是“妖学”、“欺天之说”。
    郑樵对灾祥怪异之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指出：“说洪范者，皆谓箕子本河图洛书以明五行之旨，刘向创释其传于前，诸史因之而为志于后，析天下灾祥之变，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乃以时事之吉凶而为之配，此之谓欺天之学。”（31）在《通志》总序中又说：“董仲舒以阴阳之学倡为此说，本于《春秋》牵合附会。后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俯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他认为灾祥之说的始作俑者是董仲舒、刘向，他们是用五行阴阳之说来欺天下，所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洪范五行传者，巫瞽之学也”。这就揭破了五行阴阳说的神秘面纱，其并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而是“牵合附会”“曲为之配”的巫瞽把戏。
    为了驳倒五行欺天之学，郑樵用辩证方法剖析，揭示其内在矛盾，他说：“五行之理，其变无方。离固为火矣，而离中有水；坎固为水矣，而坎中有火。安得直以秋大水为水行之应？成周宣榭火，为火行之应乎？况周得木德，而有赤鸟之祥；汉得火德，而有黄龙之瑞，此理又如何邪？”（32）并质问道：“天地之间，灾祥万种；人间祸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虫之妖，一物之戾，皆绳之以五行？又若之何晋厉公一视之远，周单子一言之徐，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晋申生一衣之偏，郑子臧一冠之异，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33）这一连串的反驳，恐怕即使董仲舒、刘向在世也是无言以对的。郑樵还用子产驳斥占候之说的实例说明灾祥怪异之不可信，因为事实胜于雄辩，“知子产之言，则知言而中者，亦不可听，况于不中者乎？”郑樵认识到灾祥之说有时会得到验应，但并不能以此证明其可信。他用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对这种现象给以客观分析，指出这多是自然界的运动变化的结果。例如对于所谓桀时多灾异的传说，他解释道：“桀时虽多灾异，亦安得有如此所谓两日斗，五星错综，鬼哭于国，枉矢流地出黄雾，尧山崩，枉山亡？地震雷霆杀人之异，容有之。”（34）所谓“异”只是地震雷霆造成的，是自然界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这就剔除了迷信怪诞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