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60年前发生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这种看法在研究鸦片战争的学人中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一百多年来，鸦片战争史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对这场战争及对其后中国历史的影响，人们的评价并不一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我想，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评论，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评论，总是会得到更多的认同的。鸦片战争史研究涉及的问题非常之多，本文想就这场战争究竟是不是鸦片战争以及它的基本评价问题，发表一些浅见，请诸位同仁批评。
    一、是不是一场鸦片战争
    1840年到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中国的历史文献从来都如实地称之为鸦片战争。当时的英国对此也是没有疑问的。但到了后来，英国的某些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却力图证明鸦片在当时整个局势中只是一个次要的，而不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因此他们认为称这次战争为鸦片战争是不恰当的。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主要起因于东西方文化冲突，或则把这场战争说成是由于东西方法律制度不同而引起的争执，或则把这场战争说成是英国为了要求在“平等”地位上进行正常贸易。总之，力图说明这是先进的西方文化与落后的东方文化的战争。台湾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场战争，事实上是贸易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为贸易而战”（注：柏杨：《中国人史纲》第897页， 时代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柏杨并不否认这场战争由鸦片而引起，但又说英国并非为鸦片而战，只是“人们乐意把这项肮脏的罪名加到侵略者的头上，所以称它是鸦片战争”。）。
    对同一个历史问题有不同的评价，毫不奇怪。因为评论者有不同的利益和追求，所持的价值标准和认识水平也不一致，所反映的时代条件和观察角度也不一致。但只有建立在基本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历史评价，才能或多或少地站得住，并在不同理论立场的评论者之间有可能互有启迪。而离开基本历史事实的评价，则必然是站不住脚的。
    1840年发生的中英战争中，鸦片问题究竟是一个次要因素，还是一个引起战争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呢？
    历史是具体的。我们应当根据具体的历史事实来讲话。
    首先，从引起这场战争稍远一点的原因来看，英国在18世纪70年代失去北美13州后，便把目光转向东方。在侵占印度的同时及其后，更将贪婪的眼光注视着中国。英国商人向中国推销的商品起初主要是毛织品，然销路极为有限。稍后又主要向中国推销印度棉花。中国自己也生产棉花，英商棉花的销售和利润，需要决定于中国棉花收成的丰歉，故利润幅度极不稳定。当然进口的还有胡椒等小宗商品。英国商人来中国输出商品是为了赚钱的。但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等，价值却远超过进口的毛织品、棉花等。从1760年到1833年的中英贸易中，中国几乎年年出超。如1820至1824年，中国的出超便达329万多两白银[1]（P21）。 英国商人不甘心向中国输入白银，便以鸦片这种能够使人吸食成瘾的毒品来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从19世纪20年代起鸦片便逐步取代棉花成为对华贸易的最大宗货物。到30年代，英商对中国输入的鸦片数量猛增，鸦片已占到英国输华商品总值的2／3。比如1837年7月到1838年6月这一年，中国从英国（包括印度）进口总值为560万英镑，其中鸦片便达340万英镑，占60%。中国向英国出口总值为310万英镑。如果去掉鸦片， 正常商品贸易，中国仍顺差90万英镑。但加上鸦片，中国便由顺差变为逆差，向英国输出价值250万英镑的白银。
    据有的学者研究， 自1800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确立鸦片政策到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共向中国输入鸦片63.8万箱，为此从中国掠走6亿多银元。仅鸦片战争前十年（1830至1839 年），便向中国输入鸦片34.4万箱，掠走中国3.2亿多银元， 其中英商每年获利约在80%到90%以上（注：参阅刘鉴唐。 鸦片战争前四十年间鸦片输入与白银外流数字的考察[J].南开史学，1984，（1）。以及苏智良。中国毒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可见，鸦片所带来的巨额利润，便是英国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所谓英国为贸易而战，不正是为鸦片这种毒品的罪恶贸易而战吗。
    其次，保护和推动对华鸦片贸易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既定政策。
    鸦片生意是英国鸦片商人直接做的，但英国鸦片商从中国掠走的数以亿计的银元也极大地充实了英国政府的府库，英国政府因此而积极推行鸦片政策。东印度公司费数十年之力，建立起了一整套向中国推销走私鸦片的制度和政策。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首要工作便是保护和扩大鸦片贸易。当时的零丁洋是鸦片走私的据点，1835年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罗宾逊的办公地点便移住在零丁洋。1836年5 月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明确宣布，驻华商务监督的管辖权扩大到零丁洋一带，从而使商务监督具有保护、管理、指导英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充分权力。林则徐禁烟的消息传到伦敦后，布里斯托尔商人在向政府的请愿书中明确提出：“对华鸦片走私是经英国立法机关批准的”。伦敦的“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在致外交大臣巴麦尊的函中也明确提出，对华鸦片贸易“是直接、间接经最高当局批准”（注：英国议会文书·中国，第31卷，1840-1885年有关对华鸦片战争及鸦片贸易文件[M].转引自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 世纪的香港[M].42.）。
    积极保护、支持鸦片走私贸易是当时英国政府的既定国策，只要中国政府反对这种鸦片走私贸易，两国间的冲突和战争就不可避免。
    最后，鸦片问题是这场战争的直接导火线，正是鸦片走私贸易造成中英双方的尖锐冲突，英国政府也正是主要因为鸦片贸易才决定对华发动战争的。
    鸦片战争时的清王朝确实是腐朽、愚昧、落后的。但鸦片这种毒品对其官民人等的毒害，鸦片贸易造成的大量白银外流，他们毕竟也是看到了的。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禁烟令，鸦片贸易从此在中国成为非法的走私贸易。腐败的清朝政府当然不能因为皇帝的一纸诏书就能堵断鸦片的走私贸易，如前所述，到1839年，鸦片商人已经从中国掠走6 亿多银元，仅1830年以后的10年，就掠走3.2亿多银元。1835年以后， 每年走私进入的鸦片超过3万箱。鸦片战争前2年，每年更达4万箱。 潮水般涌来的鸦片，使得数百万人染上毒瘾，受毒害最多的又是“衙门中人”。由于鸦片而大量流出的白银，导致钱贱银贵，府藏空虚，终于震动了清朝廷，使得鸦片问题成为当时清王朝举朝关注的重大而突出的问题。道光皇帝采纳黄爵滋等人的奏议，决定禁烟。
    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查办和禁止的是鸦片走私，并不是一般的商品贸易。所以林则徐令鸦片商交出鸦片后，并没有封锁广州海口，只是要求外商具结保证不携带鸦片，正常贸易照常进行。不带鸦片的船只都允许进出。林则徐1839年4月虎门销烟后的6个月中，共有62艘外国商船在保证不携带鸦片的情况下还在正常贸易。只有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率英国商人退出广州，并下令英国商船一律不准进入黄埔做买卖。曾有印度开来的两艘英国商船愿意具结不带鸦片来做生意，清朝当局是接受的。义律竟率军舰拦击英国商船，并与中国水师接战。显然，林则徐销烟后中英间贸易断绝，责任并不在林则徐，而在义律。老谋深算而狡猾的义律深知，除了鸦片，英国赚不到中国白银。林则徐禁烟后，义律用断绝中英间一切贸易的方式，以使双方的矛盾激化和普遍化，从而使他的要求英国政府出兵，用武力推行鸦片贸易的建议得到实行。愚昧的道光皇帝曾要求林则徐中断中英贸易，这是在义律已经断绝中英贸易之后。林则徐准备自十一月一日（1839年12月6日）执行这道旨意，而这时， 英国议会已经通过向中国作战的决议了。
    当时的英国政府究竟为了什么对中国出兵？支持鸦片走私的外交大臣巴麦尊是当时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他接到义律的出兵建议后，未经议会讨论便致函义律说，英国政府已决定对中国用兵。鸦片问题不仅是当时清王朝举朝关注的重大问题，在英国也是引起众议沸腾的重大问题。当时英国一些正义人士还在进行反对鸦片走私贸易的运动。而英国议会在辩论是否向中国派兵时，不同意见双方激烈争论的中心议题，也始终是围绕鸦片贸易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合乎法律而展开的。许多议员“以拒绝为支持一种恶毒的有伤道德的交易而进行战争的理由反对政府的政策”[2]（P284）。 但政府终于为了鸦片交易的巨额收入而仅以5票的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发动对华战争。
    还须注意的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决策直接受到鸦片商人及其集团的鼓吹和策动。林则徐销烟后，是年6月， 以鸦片商人为主的在华英商组成代表团回国请愿，要求巴麦尊敦促英国政府立即对华采取武力行动。著名的大鸦片商颠地等曾往巴麦尊私邸座谈对华使用武力问题。另一著名大鸦片商查顿偕其驻伦敦代理人斯密斯多次见巴麦尊，鼓吹出兵中国，并向英国政府提供中国情报，帮助制订军事远征方案，甚至为英国政府准备了战后条款的具体纲目。鸦片战争结束后，巴麦尊致函斯密斯说：“我们之所以能就我国对华军事和外交事务发出详细的训令，并导致圆满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您和查顿先生惠予协助和提供情报”[3] （P83）。鸦片商人及其集团帮助策划和直接推动英国政府对华用兵， 更加集中地反映了英国发动的这次战争主要是为鸦片而战。
    英国殖民者发动这场战争实际是为鸦片利益所驱动，但在表面上又想显示出文明。当他们战败清朝政府谈判南京条约时，便没有正面触及鸦片问题。这除了英国国内正义舆论的压力，显然还有着更为深沉的考虑。因为鸦片这种毒品交易实在是太不光彩的事业。然南京条约正文虽不触及，他们私下里却竭力迫使清朝政府同意鸦片贸易的公开化。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又迫使清政府以条约形式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这才是问题的真正实质。其后的一些英国政客力图把他们说成是为自由贸易而战，希望以符合世界潮流的自由贸易来掩盖谋财害命的鸦片毒品交易。一些史学家又力图突出这场战争的东西文化冲突，以淡化这场战争的邪恶性和反历史前进的性质。但主观愿望毕竟不能掩盖历史的真实。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在上面简要列举出一些基本历史事实，便正如韦罗璧所说：“有无可抗拒的证据证明，这样命名是公正的”（注：韦罗璧。作为国际问题的鸦片：历届日内瓦会议[M].美国： 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25，90.转引自张振？{， 鸦片战争与鸦片问题。），即将这场战争命名为鸦片战争是公正的。 因为这样的命名反映了基本的历史真实。也只有从这个基本历史事实出发，才能对鸦片战争以及在这场战争舞台上活动的各种人物作出公正的历史评断。林则徐因为虎门销烟以及？抗击英国为鸦片贸易而发动的侵略战争，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位民族英雄，并且成为国际反毒斗争的先驱者。而英国政客巴麦尊、义律、朴鼎查的名字则因与鸦片连在一起，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采取什么意识形态来评论这场战争，事实终归是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