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在近代中国的极度泛滥，尤其是民国以后的继续泛滥，当然难以完全归责于英国殖民者。但这种给近代中国造成极其巨大危害的鸦片毒祸，始作俑者却不能不追溯到英国经由印度对中国的鸦片输入，而鸦片战争则在这个毒害近代中国的罪恶过程中，起到了极不光彩的反动的历史作用。
    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研究，多从道义上谴责外国殖民者的鸦片贸易，而对鸦片祸害对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则注意得不够。我之所以从这个角度提出鸦片战争对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起着反动作用，一方面是指自1800年到1917年以英国为主的外国殖民者以鸦片从中国掠走66.1亿银元的肮脏进程中，鸦片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使中国失去了巨量的物质财富，并因此而使近代中国造成了更加巨大的财富损失；另一方面则指鸦片战争所推动的鸦片这种毒品在中国的极度泛滥，极大地戕害了中国国民的素质。而戕害国民素质，便是阻碍历史的发展。鸦片究竟毒害了多少中国人？苏智良根据李圭《鸦片事略》所载，鸦片吸食者每年消耗的鸦片烟膏以5斤计，推算出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吸毒者在200万人以上。50年代增至300万人以上。到80年代吸毒者约2000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5%，从1929年到1933年，中国吸毒人数不少于8000万人[4]（P197、14）。如果根据凌青先生的测算数字，鸦片战争前的4 万箱鸦片，可供850万人吸食一年，80 年代的鸦片数量已可供一亿多中国人吸食一年，1929年到1933年的吸毒者数量，当更为惊人。鸦片这种毒品对于人的身体和心理素质的戕害，是尽人皆知的。人类历史不过是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的发展，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一方面表现为人所创造出来的各种结果，如物质生产力，经济政治制度、精神产品等，这一切构成社会历史的环境。历史的另一方面便是作为历史进程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便表现为人的身体和精神素质的发展。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比较重视社会历史环境，提出生产力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准，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对人自身的发展则注意不够。而人自身的发展，即人的身体和精神素质的发展，同样是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因此，凡是阻碍、降低人的素质发展的事件，便起着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作用。正是从以鸦片自中国掠夺巨额财富，戕害中国为数极多的国民素质的角度，我认为鸦片战争起到了阻碍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反动作用。以前外国侵略者讥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20世纪的胡适提出打倒中国的五大仇敌，摆在前两位的便是贫穷和疾病。可是近代中国人为什么疾病、贫穷，被讥为东亚病夫？鸦片的极度泛滥，为我们对此提供了一条极值得探寻的线索。鸦片泛滥对中国各阶级、阶层以至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影响，是需要作更加深入探讨的。
    第三，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外国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破坏了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生产经济结构，打破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状态，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和发展，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外国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充当这个不自觉的历史工具，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鸦片战争本身还没有产生这种直接后果。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实行五口通商，但外国的毛、棉制品受到中国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强烈抵抗，在鸦片战争以后的20年，销量极少增加。鸦片战争导致的直接后果，主要是鸦片的公开而不合法的倾销。这种谋财害命的黑色毒祸，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只有消极作用，而无任何积极作用可言。为着进一步打开商品销路，外国侵略者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增开更多的通商口岸，直至深入内地的商埠，攫夺更多的关税贸易特权，又培养起一大批买办。在六七十年代以后，洋纱、洋布等洋货在中国的销售量才大大增加，从而逐步瓦解了封建自然经济，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积累、技术条件。
    外国资产阶级用他们的面貌改造中国，当然不是要把中国改造成和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供他们掠夺剥削的殖民地。外国殖民者在19世纪向中国掠夺的主要方式是商品输出，首先是推销鸦片。他们在19世纪以鸦片等商品从中国掠去数十亿银元，而在中国的投资却极少。据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统计，到1994年外国资本在华投资企业共103家，总投资还不到2000万元。 而这些投资中绝大部分是船舶修造和金融贸易以及原料加工，主要是为他们的商品输出服务的。真正用于工业投资的，更少得可怜。由此可见，19世纪外国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丧失大量国土，丧失大量主权，通过鸦片等商品从中国掠走数十亿银元，而对中国历史现实基础的改造却微乎其微。显然，这一时期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历史发展主要地起着阻碍作用。
    1895年《马关条约》后，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经营工矿企业的合法权，在商品输出增加的同时，也增加了资本输出，到1900年，列强在华设厂总数增至933家。20世纪以后，列强转为以资本输出为主， 逐步将投资的重心转向交通运输、工矿企业、金融等，使得中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分量有了较大的增长。
    外国资产阶级虽然并不想把中国变成和他们一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却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和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中国人要生存下去，便只有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国最早兴办的近代工业，是60年代由清政府中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它的创办主旨无疑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也有抵制外侮的自强目的。它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但雇佣工人进行机器生产，却毕竟是对中国历史的现实基础进行近代变革的开始。洋务派从70年代开始兴办的以求富为目的的“官办”或“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工矿企业，虽然仍旧由封建官僚把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着和洋商争夺市场，收回利权，具有更为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性质。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都是直接从国外购买机器而兴建起来的，和原先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关系。从70年代开始由中国的官僚、地主、商人、买办以及华侨纯粹出于经济原因投资兴建的民族主义近代工业，也主要是直接运用外国的机器、科学技术、生产管理方式而创办起来的。显然，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直接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但它产生以后，又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阻挠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发展缓慢，力量微弱。1895年到1898年，再度兴起设厂高潮，时间不长，又因外资压迫而低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乘着帝国主义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民族工业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过程，充分地说明了它的兴起，是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促进的。而它要发展，却必然受到具有各种优势的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斥、打击和阻碍。这就是国家不能独立的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本的命运。
    外国资本主义自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改造，是希望中国变成殖民地，以供其掠夺和剥削。在这个范围内，它们允许中国有一定的适应它们需要的发展。但它们决不希望中国强盛。它们在中国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是通过中国人在向它们学习的同时，又经过各种形式的抗争，才得以使它们成为这种历史工具的。
    最后，鸦片战争惊醒了中国人，使得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了漫长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过程。从物质层面、制度层面直到精神文化，一步一步深入地学，最后才从西方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想中寻找到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走上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