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致书对象的错乱和子虚
    第72号书（注：所有印本中皆无篇目序号，为方便读者核查，按各本皆同的正文中收载“家书”的先后排列顺序，编列篇目流水码。）《寄昭庆弟》（《李鸿章家书》第24页，以下只随篇目注出所在该书的页码，书名省略），其中说到关于“烧锅”（指北方的私家酿酒）的“光绪九年（1883年）奏案”，该信自当写于此后，但李昭庆（又名章昭，号幼荃，李鸿章的六弟）早已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六月在天津病逝（注：《李文忠公全书》〔M〕，卷首，第33页。）。第74 号书《致昭庆弟》（第25-27页），系抄示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海军衙门请准建津沽铁路折》（注：此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中未收。《交通史路政编》等1册（1935年版）第42-44页收载； 《中国近代交通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0-132页亦收载。），信自当写于上此折后，其时李昭庆去世至少已有14个年头。若说原信不会有标题，可能是编次者拟题有误，但家书在开头也必定写有称呼，这是常识，恐不致造成拟题错误，倒是因作伪者不知李昭庆的卒年而留此破绽的可能性更大。
    “家书”中有5封是给“文儿”的，另有若干封信中也提到他。 其中第29号书《禀母》（第9页）， 所述乃发信人在京准备第二次应会试期间事，信当写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其中有“遥想英甥、文儿，此刻牵衣相问，泥人竹马，渐知顽笑矣”句，可知此时“文儿”当有三五岁的样子。第69号书《谕文儿》（第23页）中有言：“余近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馆……吾儿待国学稍有成就，可来申学习西文”。所谓有“外国语言馆”，即“上海广方言馆”，创设于同治二年（1863年）。根据上述《禀母》一信中所提供的“文儿”的情况推算，此时他当已20岁左右。第88号书《示文儿》（第31-32页），述与曾国藩联名奏请派遣幼童出洋留学事，时在同治十年（1871年），“文儿”当已30岁左右。而在李鸿章的家庭中，实际上是找不到这么一个儿子的。据合肥李氏宗谱和家世资料（注：主要根据《合肥李氏宗谱》（1925年第五次纂修本，下引该书同）中有关资料和李氏后裔整理提供的《李鸿章家世简表》。转见苑书义著《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版。），李鸿章有过6个儿子，由长及幼依次为：经毓、经方、经述、经远、经迈、经进。其中经毓、经远、经进夭殇，自然与“文儿”的情况不符。成人的三个儿子中，最大的经方为嗣子，是李鸿章因“年四十，未有子”（时经毓早殇，经述、经迈未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过继了这个侄子（李昭庆的亲生子）（注：雷禄庆：《李鸿章年谱》〔M〕，第95页。）。经方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要比家书中的“文儿”小十多岁，经述、经迈更不待言了。即使李鸿章的侄子中，也没有能与“家书”中的“文儿”对上号者，何况，从“家书”的口气看，“文儿”也决不是指某个侄子，而是其儿子。总之，不管李鸿章的儿子中是否真有小名叫“文”的，像上述“家书”中所说的那个年龄的“文儿”，肯定是子虚乌有的。
    2.关于家人情况的矛盾、舛误
    第68号书《致四弟》（第23页）中有言：“老母年近古稀，精神日退，兄服务在外，不能时时回来，吾弟年逾弱冠，世务情形，当默自考察。”“四弟”是李蕴章，他生于道光九年（1829年），“年逾弱冠”即20岁出头时，当在道光、咸丰之际（19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而此时李母才50岁左右（她生于嘉庆五年，即1800年）（注：雷禄庆：《李鸿章年谱》〔M 〕，第301 页。），远谈不上“年近古稀”。若说此信写于李母“年近古稀”之时，那么此时李蕴章当已年近四十，显然不能再说“年逾弱冠”。再有，该信中还说“四弟”“尚在乡攻读”，第70号书《致鹤章弟》（第23页）中也有言“四弟攻读之外……”，第15号书《致瀚章兄》（第4 页）有“四弟来示言书法”云云（谈当时习字的体会），实际上，在李鸿章离家以前，蕴章“年十二，病目，已而盲”，从此不复能看书、写字，书要靠听“侍史”诵读，信则由他口授让“侍史”代写（注：《合肥李氏宗谱》〔M〕，卷15，第26页。）， 李蕴章的后裔也有类似证言（注：《逸梅杂记》〔M〕，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3页。）。况且，第15号书论书法的文字与曾国藩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谕纪泽》（注：《曾国藩全集·家书》〔M〕（一）， 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72页。）一信中的有关部分大致相同， 由此移花接木更显作伪之迹。
    第30号书《致季弟》（第9 页）中有言“大哥……抵粤……现照常视事”。据该信所述李鸿章本人在京都的事情，写信时间当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冬间，而“大哥”李瀚章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才拔贡京师，以知县签发湖南，此前两年“抵粤”“视事”殊不可解。第77号书《禀母亲》（第27页）中有“想瀚章哥此刻已交卸旋里矣”句，据该信所述镇压捻军的具体情事，写信时间当在同治七年（1868年）上半年，而该年中李瀚章一直在浙江巡抚任上，并无“交卸旋里”之事。
    第41号书《禀母亲》（第12页）和第43号书《致昭庆弟）（第12页）当中，都言及昭庆时正在乡耕读和操持家务。据这两信内容，分别是写在圣旨“命薛焕调京使用”和戈登率洋枪队助淮军“克崑山、太仓而解常熟之围”事后，皆在同治二年（1863年）上半年。实际上当时李昭庆正在军旅。同治元年（1862年）李鸿章赴上海时他即“以八营从”，此后参加了“克常州名城，解常熟等处围”的作战，“并为军锋”（注：《李文忠公全书》〔M〕，卷首，第33页。）。
    像上述这些有关家人的年岁、职事和行居等事项，在真实的家书中怎能如此错乱呢？还有，在第68号书《致四弟》（上已引及）和第59号书《致鹤章弟》（第18页）、第60号书《致瀚章兄》（第18页）当中，屡有“我（吾）弟兄四人”这样的话，而其文意显系包罗其兄弟全部并非特指其中某四人。李鸿章明明是兄弟六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他怎能老说“四人”呢？《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中，说到最小的弟弟昭庆，即惯以“六弟”、“六舍弟”称之，而“家书”中却未曾出现过这类表示有兄弟六人的行序称呼，很可能是作伪者根本就不知道李鸿章兄弟六人而以为只四人留此破绽。
    3.关键情节和史实的错谬
    第4号书《禀姑母》（第2页）有言：“表弟妹等，在家从何人游？高邮王怀祖先生，经学家也。昨接曾夫子来示云，怀祖先生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如表弟有意于此，可由侄具函遣至白门曾夫子幕内，转送高邮可也。”其中所说“白门”，为金陵（今南京）的代称，“曾夫子”，指曾国藩，其人居官白门，当在两江总督任间，而此时“高邮王怀祖”，也就是王念孙（字怀祖），已去世数十年（卒于1832年），怎么还能“广启门庭，招收问业弟子”呢？显系作伪。从李“家书”有的语句系窃抄自曾国藩家书（例证见下文）的情况看，当是作伪者见曾氏家书中屡屡言及“高邮王怀祖”，而又不知其人即弃世多年的王念孙，便拙劣地留下了这样的大破绽。
    第9号书《禀父》（第2-3 页）述“曾夫子近编《经史百家杂钞》一书……由儿校正”之事。据查，曾国藩编该书是在咸丰十年（1860年）间（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12页。），时在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参校该书是实，但其父李文安早在咸丰五年五月即死去（注：《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文忠公遗集》〔M〕，卷4，第1页。），到这时已五年之久，怎么还会向他致书作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