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号书《致瀚章》（第30页）中说：“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遽以病入膏肓，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而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1872 年3月12 日）病死在江宁（今南京）两江总督官署。 此前，同治十年（1870年）八月间，他曾在江苏省内的扬州、徐州、苏州、上海等处阅兵，不日即返回江宁，后病情加重未再出行。临终的这天午后，他由儿子纪泽陪伴到署内西花园散步，忽“连呼足麻，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乃薨”（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52页。）。而不是“九江劳师”之后“回南昌”而终，也不是死于“十二月十六日”。“家书”所言此事的情节、地点、时间均与事实不符。那么，是不是当时在直隶保定的李鸿章根据了一时的讹闻呢？这种可能完全可以排除。查《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复英西林宫保》一函中说：“昨得昌歧书，湘乡侯相忽于二月四日仙逝……急报计已至京，十一二日邸钞未见明文，尚不知谁是替人，定亦煞费踌躇。”（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M〕，卷12，第5页。）二月十六日《唁曾劼刚、栗诚两公子》一函云：“十二夜得黄军门驰报，吾师头晕复发，调养数日已痉，乃于二月初四日棋罢散步园亭，倏尔薨逝。惊惨悲痛，神魂飞越……今阅邸钞，遗疏至京，两宫震悼逾垣，特谥文正。”（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M 〕，卷12，第5页。）可知，李鸿章最早是在十二日夜或十三日， 由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字昌岐，《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中皆作“昌歧”）的驰报中，得知曾国藩的确切死期和临终前后的大致情况的，当时清廷尚未公布有关消息，及至十六日李鸿章从邸钞中得知曾国藩谥“文正”，根本不存在误闻之类的情况。
    第82号书《禀母亲》（第29页），述及由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为直隶总督、曾国藩改任两江总督事，并具体说到“本月二十二日拜表谢恩，到署受任”。查知，李鸿章是于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三日，在由陕西赶来直隶途中的获鹿行次接到任命谕旨，当月六日上《调任直隶谢折》（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M〕，卷16第50页。）， 二十五日抵天津，九月六日与曾国藩交接印信（注：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46-247页。）。显然， 无论把信中所言“本月”设定在八月还是九月，所谓“二十二日拜表谢恩，到署受任”之事，皆与实际日期对不上号。
    第86号书《致鹤章》（第30-31页）述“滇案”事（即“马嘉理事件”），说自己于“十八日”到烟台与英方谈判，“英使威妥玛……四月出京”，“五月间”李瀚章奉旨入滇查办案事，旋覆奏。实际上，李鸿章到烟台的时间是在光绪二年（1876年）的六月二十八日（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M〕，卷27第36页。）， 威妥玛下旗出京的时间是在该年五月下旬（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M〕，卷5，第10页。），而李瀚章入滇办案的时间是在上年的十月，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才覆奏“全案情形”（注：见《合肥李勤恪公瀚章政书》卷七收载的《遵查英员被戕被阻全案情形折》。）。
    第1号书《禀父母》（第1页）中云：“……当儿来此接篆之时，一般谋缺者纷来道贺，户为之穿。彼等有愿以巨金为儿寿，儿弗论财物，却而璧之。”既然是“禀父母”，那就当在双亲皆在世之时。上已述及，乃父李文安早在咸丰五年五月即去世，在此之前，李鸿章当团练头目只被赏加知府等衔而未任过实职，何有“接篆”之事？当时他的境遇颇困厄，哪里到过能吸引谋缺者盈门“户为之穿”的权势地步？他那时最大三十岁出头，又做哪家之“寿”？
    像上述这等或属李鸿章本人的亲身经历，或是他肯定知之详确的事情，在真实的家书中怎会如此错谬百出呢？
    4.语言文字上的伪迹
    第3号书《谕侄》（第1-2页）中的“史宜日日看，不可间断”， “读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不可兼营并鹜，一无所得”之句，见于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三日《禀父》信中（仅个别字有异）（注：《曾国藩全集·家书》〔M 〕（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1页。）。第2号书《致三弟》（第1页）中有这样一段话：“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一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据查， 其中自“穷一经必专一经”以下， 则与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信中的一段文字（注：《曾国藩全集·家书》〔M〕（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5页。）完全相同。 而曾国藩写这两封家书时，李鸿章还没有抵京师事于他。与其说可能是李鸿章后来的“借用”，不如说是作伪者的窃用更合事理。
    第71号书《致鹤章》（第23-24页）中有言：“《礼》云：‘道而不径，舟而不游’。古之言孝者，专以保身为重。乡间路窄桥危，嗣后吾家子弟，凡遇过桥，无论轮马，均须下而步行。”查知，这段话与曾国藩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二十四日《谕纪泽》函中的一段话（注：《曾国藩全集·家书》〔M〕（二），第945页。）基本相同（惟个别字眼有异，如曾函中作桥“孤”、子“侄”、“轿”马）。在曾函中，是因闻知曾纪泽在一桥上跌下而未伤之事所引出的嘱语，而在李“家书”中此语却显得没头没脑，出自作伪者的抄用殆无疑义。
    第14号书《致弟》全文为：“为学之道，勿求外出，亦可成名。昔婺源王双鱼先生，家贫如洗，在三十岁之前，为窑工画碗，三十岁之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著作逾百，为本朝杰出名儒。彼一生未拜师友，不出闾里。故余所望诸弟亦如是，惟不出恒之一字耳。”这与曾国藩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致弟信中的一段文字相仿，有些语句则完全相同，不妨录来以供比较：“……昔婺源汪双池先生一贫如洗，三十岁以前在窑上为人佣工画碗，三十岁以后读书，训蒙到老，终身不应科举。卒著书百余卷，为本朝有数名儒。彼何尝有师友哉？又何尝出里闾哉？余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已，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注：《曾国藩全集·家书》〔M〕（一），岳麓书社1985年版， 第106页。）显系移此花而接彼木， 并且在移接中把“汪双池”错为“汪双鱼”。还有第15号书《致瀚章兄》的文字上也存在同类作伪之迹，上已附带指出，不复赘述。
    第19号书《谕文儿》（第5-6页）中说：“文儿来禀，询文学，今为汝告：文字为思想之代表，思想为文字之基础，故二者之演练，相为表里者也……以吾国人素无普及教育，语言与文字久离为二，非脑海中蓄有数百篇之佳文，三四千个可以分类（谓名、代、动、静、状、介、连、助、叹九类之文法）之字，心手必不能相应（寻常人说话所用之字，大约三千多，但无规律耳）。”这岂像是“文儿”（且不说其人实际上找不出）求学的那个年代的李鸿章所能讲得、写得出来的？据笔者所知，是在作为中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的《马氏文通》当中，才首次系统地讲到“名、代、静、动、状、介、连、助、叹”这九类“字”。该书由马建忠完成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当然，不排除曾在李鸿章门下办过多年洋务的马建忠，在酝酿此书的过程中有向李鸿章介绍过该方面知识的可能，但这种可能也当在“文儿”求学的年代之后。何况，这仅仅是一种假设的可能，而“家书”中的“文儿”亦属子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