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诸项当中列举到的足以否定其真起码也是疑点颇大的“家书”篇目，按编号次序整理排列，有第1、2、3、4、9、14、15、19、29 、30、41、43、59、60、68、69、70、71、72、74、77、82、85、 86 、88号等共25篇。其余者当中也不排除还有些在内容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错讹。自然，也有些是仅从其内容本身无法证伪的篇目。譬如，只是泛泛谈一些治学、修身、处世之道，并不涉及具体史实，而语句来源方面也找不出伪迹者；转示某奏疏而该奏疏及致书对象又皆实有者；虽涉及一些史事而情节符实找不出漏洞者，等等。从其内容上找不出破绽的篇目并不能排除伪造的可能性，因为伪造品并不必定在内容上留下破绽。既然一书中已查出相当部分从内容本身即可证伪或大为可疑的篇目，再联系全书整体上来源不清，且都不具时间，总体编排上亦杂乱无章的情况，应该说全部或大多属伪造的可能性颇大。下述情事也可为此提供旁证：编次《李鸿章家书》的“虞山襟霞阁主”，在二三十年代还曾编过其他多种清代名人的“家书”，有的也被质疑或证伪。例如岳麓书社1987年出版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的《编者前言》中指出：“三十年代中，出现一种中央书局‘虞山襟霞阁主编次’的所谓《左文襄公家书》（‘清代十大名人家书’之一），此书体裁芜杂，内容可疑，除将40余通致朋僚戚党的函札充作家书外，还有60余通为初本所无的书信。这批书信的来源既无任何文字说明，也无任何手迹可相印证。从其内容看，绝大部分是利用左氏给师友朋僚的函札，移花接木、连缀补苴而成的，作伪痕迹显然易见。”从其人编次的《李鸿章家书》的情形看，岂不亦有类似之处？且更不乏移自他人书信者。
    当然，在尚无十分充足根据的情况下，也不好绝对地认定其全系伪造，真伪混杂的可能性亦存。李氏后裔中有人否定该“家书”为真品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其祖上家书“向未汇存，各房偶有存留，经数次乱离转徙，亦多失去”（注：《逸梅杂记》〔M〕，齐鲁书社1985年版， 第13页。）。若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正因为其家书散失，不正可能落入他人之手，或为坊间所得，或被人收藏吗？据笔者所知，现在即有几处存有或搜集到李鸿章的家书，正在整理待刊，据说其中即有与已刊李鸿章家书吻合之件。当然，上言存件也有慎重鉴定真伪的必要。
    三、简短的补充说明
    对上边迻录的旧作存稿中得出的具体考证结论，笔者并不拘泥固守。凡所有对李鸿章家书辨伪成果中能够确实证伪的信件，笔者都予以认同。这样看来，伪迹明显的信件数量上一定超过了上录笔者存稿中所认定者。不过，据笔者所见到的考证文章，似乎还都是从其家书的内容本身来考证的，而这种考证，尚不能对其90封信件悉数证伪，在这种情况下得出全系伪造的结论理由并不充分，证据亦欠确凿，甚至存在“连带推定”（部分证伪便推及全体）的逻辑上的失误。若对该家书的来龙去脉能考察清楚，诚不失为能得出最终的确定性结论的必要途径，笔者孤陋寡闻，迄今尚未见有人解决这一问题。最后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如何，黄山版《家书》中所收绝大部分信件并非共和本《家书》者，而是其他几种来源的新刊件；即使对共和本《家书》也非简单地全然肯定录入，尽管限于种种原因处理原则和方法上未必完全妥当。总之，不应将黄山版家书混同于共和版《家书》之类的沿袭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