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通鉴〉到人权研究--我的学术道路》是张芝联先生自选的反映作者半个多世纪治学道路的论文集。张先生是当今我国史坛颇有影响的老一辈学者。这部论文集只是他的学术成果的一部分，但也大略记下了他的艰辛、执着和收获，读来给人以深刻启迪。
    张先生是公认的法国史专家，可是，文集表明，作者在中国古史、中国史学、西方史学以及人权理论方面都有建树。关于《资治通鉴》各段的具体执笔者，“自宋以来，公私载籍，言诸子分修一事，鲜能得其真相。”（28页）而张先生汇集众说，辨析异同，批驳全谢山、晁说之、陈伯韬等古今学者论点，言之有据，成一家之言，虽过半个世纪仍保持学术价值。
    人们都主张在广博的基础上，有专攻有专长，当是不易之论。但真正做到是很难的。我认为，研究外国史的可以不做本国史的课题，不一定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但是必须对本国历史有一定理解（尽可能有深刻理解）。唯其如此，才能以不同于外国人的视角提出问题，于自己有用，于人家有新鲜感。中国的外国史专家只有保持“中国的”这一特点，才可能大有作为。反之也一样，例如费正清，作为美国的中国史专家，不仅在美国受到推崇，也为中国学术界重视。这大概主要应归因于他那不在“此山中”的独特视角，在于他那“美国的”特点。
    张先生和许多老一代外国史专家学贯中西的广博基础是他们在外国问题研究上有所成就的重要条件。这是我读论文集的第一个感受。就张先生个人而论，他之所以贯通中西，除了个人努力之外，家学渊源，名师真传，都是有利的条件，而这不是每个人都容易得到的。
    我读论文集的另一深刻感受就是作者从中国传统，特别是从浙东学派继承并发扬光大的“经世致用”、“温古知新”的精神。他治法国史和西方史，总是把握这样一些课题努力作文章，它们能给中国史学界带来活力，借鉴他人成果，开阔自己视野。张先生是20世纪后半期向国内引进西方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57-1958两年，他在影响很大的《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十多篇介绍国外史学动态的文章，给封闭的国内史学园地带来缕缕新的气息。文化革命之后，他系统地向国内介绍西方史学诸流派，特别是对法国年鉴学派，介绍更为系统，并给出公允的评价。这些已有专文介绍，兹不多赘。[①]他在一篇介绍西方史学的文章结尾写道：“历史科学也需要改革，也需要现代化，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就是本文的微旨。”（200页）其实这也是他系统介绍国外史学的宗旨。有的学者评论说：“张芝联等一批前辈史家为输入西方史学而作出的各自贡献令后辈受益非浅。”[②]十分中肯。
    我拜读过的张先生论述法国历史问题的重要文章大都切中学术界积弊。“文革”期间，死寂的史坛忽然卷起拿破仑热，文章连篇累牍，这位皇帝似乎比他在第一帝国极盛时期还不可一世：他成了反复辟的“洋法家。”《拿破仑与法国革命》和《对拿破仑历史作用的不同解释与方法论问题》，[③]清算了有关这位“洋法家”反复辟的神话。两篇文章更深层次的意义还在于它们揭穿御用史学的反科学性，所以在70年代末国内世界史同行中产生很大影响。从30年代起，斯大林的教条就窒息着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片面强调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以致实际上否定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历史进步作用。史学研究中有一种乖谬现象：对拉法叶特、吉伦特派、丹东、孟德斯鸠乃至雅各宾派，都要立足于“批”，提到他们的积极作用也要慎之又慎；而对彼得一世、苏沃洛夫、秦始皇、曹操、武则天，肯定则可以过头，法家可以成为今人楷模，儒学可以成为构建民族新文化的基础。我不是说封建君主和名臣不可以肯定，也不是说对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能揭示其局限性，只是说，上述现象的长期存在是历史科学的悲哀。张先生的《法国大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作用》一文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所提供的经验基础和理论基础确实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的重要来源。”[④]“马克思从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一个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另一个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⑤]1983年这样论述是有一定风险的。[⑥]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读论文集，感到张先生在学术上一丝不苟的精神跃然纸上，在坚持真理成为危险的日子里，坚持真理就尤为不易。这是读文集给我的最大启迪。文化革命期间，张先生刚被恩准划为“人民内部”不久，于1974年奉命去研究王充和他的《论衡》。可是先生笔下的王充根本不是“上面”需要的那种反复辟的“法家”形象；饶有趣味的是，作者在大量阅读王充“伐孔子之说”和“刺孟”文字之后，却得出结论说：“王充敢于亵渎‘圣贤’、蔑视权威的批判精神，在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代，这是难能可贵的。”（54页）稍微熟悉“批儒评法”形势和其时文坛状况的人都能理解，他的这种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
    综观张芝联先生半个多世纪的治学道路，可以明晰地找出其轨迹：他从不把学问变成象牙塔中小摆设，年愈七旬，又从大革命史研究拓展到人权研究，便是明证；同时，他又坚决反对那种违背史学研究原则使历史学从属政治教条甚至个人的心血来潮（见146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自己的路，他难免不遇许多坎坷。但他终于走过来了。文化革命结束之后20多年是他教学、科研、学术活动成果最多的好时光。先生自问：“现在我已走到人生的尽头，还是另一个‘新生’的开始？如果是后者，或许还能改弦更张，做一番事业。”（21-22页）1995年、1996年，先后在杭州、北京两度见到张先生，他手术之后，精力不减当年，仍笔耕不辍。今年是先生八十大寿（按习惯年令），祝先生健康。再“做一番事业”，当属无疑。
    注释：
    *三联书店出版，1995年10月。本文引证，只在引文后注页码，不另注。
    ①参见姜芃：《十年来我国对年鉴--新史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11期；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②前揭张广智文章。
    ③载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三联书店，1988年。
    ④⑤《从高卢到戴高乐》，98页，97页。
    ⑥这并非臆断。我于1983年春向省纪念马克思诞辰百年学术会议提交《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与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两年后发表于《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论述角度不同，却得出与张先生几乎一致的结论。在省内就遇到了麻烦，不外谓“美化了资产阶级”云云。其时，科学的春天姗姗刚至，时令乍寒乍暖，实属自然。以之作为标尺，看十几年来的思想解放，令人振奋！批评我怕我犯错误的、为我忿忿不平的，都为此高兴。孟子曰：忧以天下，乐以天下，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