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历史、把握历史进程进而掌握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上，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其中经历了预成论、非决定论、辩证决定论三个主要阶段。
    一、肯定历史必然性的预成论
    历史过程是否是被决定的？这是一个古老而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有的论者认为历史是自由意志的产物；有的论者则提出历史过程是被决定的。这二者彼此对立着，后者通常称为历史决定论，最初以预成论的形式见于宗教之中，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是创世者，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历史按上帝规定的秩序运动，从亚当开始，到基督而鼎盛，直至天地末日为止。上帝的意志对芸芸众生来说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每个人的生死和富贵贫贱，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人的意志和活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能为力的。这种认识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为超然于历史的外在的“命运”和天意，是历史决定论的原始形式。而产生这种认识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即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无力驾驭自然和人自身的活动只能用幻想去把握历史的结果。然而，这种理论的自相矛盾性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古希腊和东方思想中盛行几时过后，就被由历史的内在必然性出发给历史确定一条线性轨变的历史理论所取代。
    17世纪，称为“现代历史之父”的意大利历史学家维科首先提出历史是人创造的，不管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如何不同，都服从于统一的发展过程，即都要经历三个阶段：神学阶段（人类的童年）、英雄阶段（人类的青年）、凡人阶段（人类的成年）。历史就在这三个阶段中周而复始的循环，这一历史循环论也是一种预成论。
    近代工业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力地推进了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机械唯物论认为，丰富多彩的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受力学规律支配，人不仅能够通过理性活动和科学实验证明自然界中存在着客观必然性，而且可以运用数学公式将这种必然性精确地计算出来。19世纪初，拉普拉斯宣称，只要知道宇宙中一切物体粒子的初始位置和运动速度，就可以按力学规律列出方程式，揭示出一切现存事物的过去和将来。这种决定论给社会历史学家寻求历史发展客观必然性带来极大的鼓舞，他们将自然规律直接搬用于社会历史，于是就产生了机械论的历史观--宿命论。孟德斯鸠认为，包括历史事件在内的世界都是有规律的。他指出：“我们的世界是由物质运动形成的，并且是没有智能的东西，但恰是永恒存在着。所以它的运动必定有不变的规律。”[①]霍尔巴赫提出，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都是必然的，承认偶然性，承认意志自由，实际上是掩饰自己的无知，认为“凡是自认为自由的人，只不过是一只把自己设想成宇宙支配者的苍蝇，虽然苍蝇本身事实上完全服从于宇宙的规律，不过自己并不知识”。[②]这种机械的历史宿命论把因果必然性看作是个别的、单一的、直接现实的必然性，从而完全否定了偶然性和非确定性的存在，并且运用还原论的思维方法看待历史规律，把历史规律还原为自然规律，否认二者的区别，只承认规律的决定性，却否认人的主观性、目的性在历史中的作用，把历史看作脱离人和人的活动的经济必然性自动发生作用的过程，因此仍然是一种预成论。
    黑格尔既反对神秘的预成论，也反对机械的历史宿命论。他认为历史是世界精神在时间上展现的过程，世界精神的本性是自由，历史发展以自由为预定目标，它通过不同的民族精神来体现自己，表现为自由曲折的过程，历史运动开始从东方走向西方，经过古希腊、罗马到日耳曼，完成一个圆圈式的发展，其中每个民族精神都代表自由的一个阶段，日尔曼民族是最后一个举起自由火炬的民族。与此同时，他指出，世界精神在历史过程中化为无数的精神个体，各自追逐自己的目的，具体表现为人们的需要、兴趣、热情，使得历史运动难以用数学定量方法去把握，只能靠逻辑反思去把握。其中，他论述了偶然是必然的，必然性规定自己为偶然性的辩证思想。黑格尔虽然看到人在历史中的能动作用，但认为当人潜心致力于自己利益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世界精神的工具。因此，真正能动的不是这些精神个体，而是世界精神，拿破仑、凯撒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个人”，是因为他们认识了世界精神的本性或本能地体现它，执行着世界精神预定的计划，世界精神本身则是一种预先存在的精神实体。这样，他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一种超时空的、纯逻辑的、预先存在于某处的东西，因此，仍然没有摆脱预成论。
    预成论与生物学中的物种不变论具有相亲的渊源。物种不变论认为，生物机体在其胚胎中，就已包含着成熟形态的全部特性，只是还未展现出来而已。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早已否定了物种不变的观念，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出一切生物胚胎的发育是通过循序渐进、由量变到质变来完成的，生物个体的后代和亲代之间存在着遗传和变异的关系。预成论不仅被生物学所摒弃，而且由于其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在历史研究中更是遭到反对，几乎不再有人主张历史是预成的了，人们意识到只有对历史领域中所用的“预成”一词做一更贴近现实、更令人信服的全新的诠释才可能有其存在的条件。
    然而，在历史哲学对“预成论”进行全面征讨与否定的同时，却转向了另一个理论极端，完全否定历史的必然性，提出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