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
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专书,大约产生于三代商周之时。降至唐宋,已成风尚。就其分类,不外玉牒、族谱、年谱诸目。它与考据有密切的联系,在大量掌握确切材料的基础上,将人物、事件和作品放进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视野之中,透过复杂散乱似乎彼此孤立的表象,寻绎现象间因果联系,揭示出其内部的必然逻辑和本质。它对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均有助益,是一门求真的科学。 谱牒是古代记述氏族世系的专书,最初专记帝王诸侯之世系承传,大约产生于三代商周之时,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权力结构和血缘继承,而确立了封建宗法观念,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大宗小宗之制,而这些制度的实施,必须依靠记录世系关系的谱牒为基础。然三代谱牒今已不存,仅《世本》中尚可略窥其遗迹。《史记·太史公自序》:“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可见司马迁作《史记》,记录三代史迹时,即是参稽了当时所能见到的谱牒的。而且,受其影响,太史公《史记》中有“十表”,亦用表谱的形式,将历史上重要的史实和人物按年代、地域加以排比罗列,如作《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以纪三代、诸侯世系。此后历朝史书大都有“表”,即可视为由谱牒而产生的一种史籍变体。从此,谱牒不仅是维系封建宗族权力结构的工具,而且成了撰述、研究历史的方式,谱牒学具有了最初的形态。秦汉置宗正,“掌序录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1)]。魏晋南北朝时门第观念大盛,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所谓“平流进取,坐致公卿”[(2)]。晋·贾弼撰《姓氏谱状》,梁·王僧孺撰《十八州谱》,号所谓“贾氏谱学”、“王氏谱学”,于是谱牒学又成为地主官僚保持门阀的强有力的工具。五代以后,士族兴起,门第打破,以修谱牒来维系门第的观念及其作用虽渐趋弱化,但门阀观念余绪犹存,故唐太宗修有《氏族志》,武则天亦修有《姓氏录》,“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高”[(3)]。唐宋宗正寺,主管皇族事务并记载皇族帝系宗支,有所谓《皇唐玉牒》、《皇宋玉牒》。而修谱之风亦日渐侵染民间,故宋以后士大夫往往家有家谱,族有族谱,谱牒研究遂渐成专门之学科。 就文史研究中的谱牒而言,它大体包括谱和牒两大类。广义的牒与谱同义,狭义的牒即指玉牒。唐代玉牒早已无存,《皇唐玉牒》仅存于宋人的叙述之中。宋代是修玉牒最盛的朝代,由北宋太祖至南宋度宗,几乎每朝皆有玉牒,不幸的是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十月癸卯,玉牒殿遭到火灾,此后又逢宋元之际的战乱,玉牒也就所剩无几了。仅今人王瑞来从《后村先生大全集》中,发现刘克庄任宗正寺玉牒所主簿时所作《玉牒初草》2卷,记宋宁宗嘉定十一年和十二年事。从现存的宋玉牒和宋人有关记载来看,宋玉牒除了记帝系宗支及皇族活动之外,还记载朝政大事,如近臣讲史,臣僚奏议及讨论边事,不仅体现了史书的特点,而且记事更为原始。因此,可用来与史书对勘,以对史实进行补阙、证误或考异,这是宋代玉牒不同于以往帝王谱牒之外,也是宋玉牒价值所在,只是惜其所存无多[(4)]。今天我们唯一可见到的系统完整的皇家玉牒是清代玉牒,卷帙多达一千一百册,系统记载了清帝帝系、宗室及其旁支,据说目前珍藏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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