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内心是个不平静的世界，激荡着种种矛盾冲突，一部《史记》就是他心态矛盾交织而成的。因此，细究太史公之心，剖析他的心态矛盾，对于探寻《史记》的思想精神，把握司马迁的骚人之情，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试对这一问题作点阐述。
    一
    司马迁的心态交织着多种矛盾，其中最突出的内容是由以下三方面构成的。
    一、求取人生价值的激情与生存压抑感的矛盾
    自春秋以来，士人就有了以著书立说来求得人生永恒价值的观念。“穆叔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寓公二十四年》）司马迁继承了这一思想。他的朋友挚伯陵洁身不仕，他就劝他说：“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绝人，高尚其志，顾善厥身，冰清玉洁，不顾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繇也。”（《与挚伯陵书》）他认为一个人仅有品行高洁的内美是不够的，人生价值必须以外在的立功立言体现出来，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他要求朋友如此，自己更是汲汲不息地追求立言之不朽。
    司马迁认为：“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觉得事亲事君立身固然是尽孝之责，然而，表现自我价值的不朽更是孝道最完美的体现，这种新的孝道观体现了他对人生价值炽热的求取之心。他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所谓的“五百年循环论”，正是他为自己急切的追求所找的一个论据，同样表现出他这种求取人生价值的激切心理，即使到了晚年，他的惨淡的心中仍勃郁着这股激情。他说：“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报任安书》）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以文采表现自己的存在，实现人生不朽的价值。
    但是，险恶的生存环境，悲剧性的命运又在他心理上投下沉重的阴影，造成了一种沉重的生存压抑感。他说：“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寝以废，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苛严的法禁使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司马迁借汲黯之口叹道：“必（张）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汲黯列传》）特别是正当他年轻气盛，修史事业伊始之时，就惨遭宫刑之害，生命的张力受到沉重的打击，更使他感到环境的恐怖、生存的危机。
    他的这种压抑感还常表现为对命运压力的困惑。他说：“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伯夷列传》）这种是非颠倒的命运，是对他人生信念的直接否定，使他在求取人生价值的时候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他在写历史人物时常为那些命运不幸的人发出叹息。如他在《张丞相列传》中说：“御史大夫郑君守之数年不得，匡君之未满岁，而韦丞相死，即代之矣，岂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贤圣之方，困戹不得者众甚也。”面对如此倏忽无常的命运，他常感到极度不安，并陷入深深的失望中。他在《悲士不遇赋》中叹道：“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足见命运与环境的压力已严重窒息着他生命的活力，抑制着他追求人生价值的激情，从而造成了激情与压抑并存的矛盾心态。
    二、事业的自信心与人生的自卑感的矛盾
    司马迁的自信心突出的表现为对自己修史事业的自负。他一再表明自己的著作是沟通古今，整齐百家的一家之言，并坚信它将与圣人经典一样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