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转变时期，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创立了一种新型的中国历史学，称为“通史”。对于那些提倡它和把它加以理论化的人们而言，“这种历史学的使命”，用章太炎的话说，[②a]乃是一种进行改造的使命。同时，这种近代的史学流派已经成为新史学这幅由过去和当前的许多线索所织成的织锦的一部分，而这种“当前”则是由中国要求近代化，是由它力图自救和作为平等的一员参与近代社会，并由它与西方思想的冲撞所形成的。
    在本文中，我要论证的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一直有意识地在发展这种史学流派，从20世纪初它的开端，直到创设一种关于过去的新型叙事体，以便为新兴的、后王朝的中国文化同一性和民族意识这些目的服务。在使用历史的过去来教导现在并建立一种国家观念中，不连续性和连续性两者有着一种交互作用。随着过去受到质疑、受到攻击，它已经是被重新整理和重新创造过了。与此同时，它的监护人，即历史学家们，却继续在极有意义的方面继续保持其与政府那种高度祭司式的关系，就像他们的前辈在几千年间所做的那样。我的论证的辅助性前提是：近代中国通史的这种发展，远不仅是中国史学的发展，或是中国人民为近代化所进行的奋斗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倒更是世界范围的史学发展的一部分，这种发展从19世纪开始，甚至延续到20世纪末叶的今天。换句话说，正像近代世界所有其余国家的史学一样，这里有着其它文化的历史写作对近代中国历史写作的影响。在中国，许多人会认为，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尤其是苏联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历史写作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事，却没有认真地想到这样一点，即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近代对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史学思想进行再思考的一部分。
    需要加以强调的一点是：尽管近代通史的出现看起来是一种用中国式的旧瓶装新酒的情况，也就是说，这种史学流派叫一个旧名字，从而就与旧形式非常相像，但瓶里的内容却大不相同。实际上，前近代的瓶子已经经过反复处理和反复捶打而为新的使用者和新的环境准备了新的形式，只不过为“瓶子”保留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通史”而已。
    旧秩序的崩溃：
    界定了中国情况的不连续性的，乃是衰老的帝国秩序面对来自国际列强的强大外界压力而出现的崩溃。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达尔文思想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渗透有着最根本的影响，它为历史写作定了型。各种新概念开始构建历史叙述，把焦点更加聚集在重大变化的各个时期，而不是王朝的稳定和社会和谐的各个时期。历史学家们开始把过去与它和王朝国家及其体制的单纯同一状态分别开来。历史写作和历史的内容不再受到与国家的考试制度相联系的经典教义的主宰。社会不相连续的深层变化的各个时期，例如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开始最合适于理解历史。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的动力，和它那竞争与适者生存的积极原则，对于当时变革的成果而言，正如更早时代的佛教一样重要。
    然而，成为悖论的是，尽管20世纪的初年有着所有这些不连续性，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根本连续性却是进化思想的深层基本原则。有果必有因，每一桩事件，不管是多么不连续，都有着它的环境和各种联系。在已写成的新历史著作中，整个社会广度的各种横向环节和联系都被带进人们的视野。过去已被当代的需要所构建起来，它被用来论证历史叙述不连续性的合法性。
    因为只要存在过今天成其为中国的这样一种实体，那么记录过去（即我们所知的“历史”）的这种活动对于政治统治就始终是必要的；在中国，历史和政治统治一直是交织在一起的。写作历史的中心目的始终不变：即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并加以充实。几千年来，历史的读者群一直是同样一小部分知识精英阶级，其中最重要的读者则是不敢忽视历史记载所包含的内容的统治者，因为归根到底，历史乃是为他而写的。于是，负有巨大道德权威的史官学者所记录下来的事件，就只限于那些与统治者和精英们有关的并反映这个集团的价值体系的事件。用欧洲一位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学者白乐日（Etienne Balazs）的话说，“历史是官员们为了官员们而写的。”[①b]
    有限的篇幅不允许我们追踪前近代时期历史写作的各种形式，但无论是编年的、专题的、纪传体的、断代的或其他形式所写的各种历史，都局限于只顾及以连贯的顺序编排某一时间的一项孤立事件，而没有把这些事件联系到与其他事件相互关联的各种关系所交织成的网络中去。所包括的主题事件，几乎无一例外，都只是狭隘地迎合统治阶级的趣味，而平民大众则被简单地遗漏了。
    19世纪末期，王朝的中国正试图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恢复元气，它却经历了外部和内部种种完全超出其本身驾驭能力的灾难性事件的席卷。1895年在中日战争中遭受的失败，在中国人的心灵上造成了一场危机，动摇了对国家存在能力的信心。在此后的几年间，当政体经历了王朝统治的消逝、考试制度和儒家官僚体制的瓦解，历史思想和写作活动作为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就从传统政体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渐渐进入一个新时代，成为了刚刚开始发展的、更迎合民众的、更广泛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当考试制度不再建构学者阶层的生命时，思想已经从政治活动中解放了出来。作为丧失这种束缚体制的后果，很明显的就是，古典遗产实际上已分开来独立地存在着，于是就有可能把它作为一种在20世纪当代背景下存在着的实体来对待。随着整个思想遗产与政体结构相分离，它就被概念化和单独加以讨论，并被命名为“文化”。[②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