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过去：
    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并不只有中国在重新思考它的过去。在欧洲，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纂方面同样有种种强大的新潮流。在德国，19世纪有关文化及其与历史的关系的各种观念开始发展起来，这或许是由于注意到了相邻民族中的语言分歧和这一地区缺乏统一性的缘故。[①c]在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以破除偶像的姿态，希望区别传统的政治型历史学，与他认为更为适当的他称之为更广阔的“文化史”历史观的史学领域。兰普雷希特的重点是以集体的或社会的心理作为文化历史的中心线索，和爱德华·伯内特·泰勒（Edward Burnett Tyler）强调文化是与作为社会一个成员的人在本质上相联系的思想、习俗和知识，都接近于正出现在中国人思想中的那些主题，特别是梁启超的社会中的“群”的观念。[②c]
    在中国，此时从传统秩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这种“文化”遗产之需要加以界定并保存，就占据了新知识分子阶层的注意，他们正取代旧式的学者阶层而出现。文化遗产由什么组成，“文化”本身都包含什么，外来观念是否应该对这种文化遗产作出贡献、因而对中国的文化的界定作出贡献，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中国文化有什么优点，阐释文化的努力其目的应该是什么，中国文化和政体应该怎样配合或者不配合：所有这些问题在以后的几十年中，都成为广泛讨论的主题。新型通史的发展则是这场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部分。在历史研究中，新的形式开始发展起来，科学研究的新方法的成果诸如考古学已经加以利用，新的写作方式形成了，历史学在政体中发挥了新的职能。然而，不管这些变化是多么地根本，在历史学对政体的作用这方面，它们仍有着过去的根源。
    对通史的理论化--章学诚
    梁启超和章太炎（炳麟）两个人，在史学的根本变化以及对文化的广泛讨论中，挺身而出成为了领导者。[③c]他们两人都通过他们理论性的著作对通史的发展产生影响。这两个人的先行者，清代中叶的历史学家章学诚（1738-1801），已经创立了新型“通史”的理论。章自己虽然从未写过一部通史，但当他写道这种新型的历史必须强调重要事件、删除不重要的事件并且用于奠定统治国家的原则时，他已经是在倡导一种真正的通史了。通史必须注意历史的脉胳和有关事件的细节。虽然章学诚的思想在19世纪影响甚微，但随着20世纪的来临，他对写作通史的呼吁和他的通史具有“奠定统治国家的原则”的能力这一观点，恰好适应了那些关心国家的思想家们的迫切需要。章的思想鼓励并支持了那些在世纪之交要求改革历史写作的人们。[④c]
    创立新史学理论--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在新世纪之初成为最领先的知识界领袖之一，是与后来在中国被称为“新史学”的开端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人。因为他的基本兴趣就在于把一个民族转化为一个国家，他通过演说已往中国社会性质的和政体的关键领域和社会变迁的问题，把他的著作诉之于尽可能最广泛的读者。
    他把焦点放在把这个民族和国度从僵死的王朝国家转化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这一关键性的问题上，梁寻求历史的过去及其被写成历史书的那种关键作用，那种历史书将被未来必将出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所阅读。作为19世纪90年代中期危机年代中的一个学生，当他在北京参加有关中国经典文献的教义的官方考试时，他仍然热心地阅读了西方的译书。根据梁自己的评价，最重要的有一部是马恳西（Mackenzie）的《十九世纪史》（《泰西新史揽要》），[①d]是由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1895年出版的，这是中国惨败于日本手下的屈辱的灾难的一年。在这部历史中，梁发现了某些与传统史学文本十分不同的内容。这部篇幅很短的书，实际上是一部有关19世纪欧洲的通史。[②d]
    关于19世纪的欧洲这一主题，看起来是非常脱离中国的，所以在几年之间，此书至少有九个合法的版本和一百多万盗版的复制本在全中国出售，似乎是令人惊奇的。[③d]在国内危机四起的时候，许多对改革有兴趣的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本书，甚至包括政府最高层的官员和光绪皇帝及其老师在内。在惨遭失败的后一年，梁启超本人出版了一部书目，推荐在中国可以见到的重要西文译著，其中他特别给予这部书以极高的赞誉。[④d]
    马恳西《泰西新史揽要》一书的实质，代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和英国的新史学思想，它受到了诸如上述的德国人卡尔·兰普雷希特等历史学家的影响。这些历史学家发现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紧密联系文献证据和强调政治史是太有局限性了，他们正如梁和中国其他史家一样在摆脱一味强调文献考据和政治事件。他们正在创立在欧洲和美国开始为人所知的“新史学”。[⑤d]值得瞩目的是，在他的中文版序言中，李提摩太就把马恳西的历史称为“新史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察觉到了欧洲的趋势的。
    在他的《泰西新史揽要》译文的序言中，李提摩太谈到中国当前的危机，[⑥d]并称赞历史著作是学习现代民族、世界近况以及世界各国及其治理方式的办法。李引用了以史为鉴的比喻，因为他知道对于中国人而言，过去乃是指导现在的榜样。既然梁启超确信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正如他在《西学书目表》中写过的那样，他就要求人们阅读马恳西的这部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关于斗争和进步的思想的“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