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恳西的时期，因为那时它正从法国大革命中脱身出来。《泰西新史揽要》中是什么打动了梁和中国读者呢？答案是，正如中国处于世纪末一样，欧洲在19世纪初也曾处于黑暗时期，因为那时它已从法国大革命中脱身出来[①e]《泰西新史揽要》既不是一部完全以精英为中心的历史，也不是一部论述社会静态的历史；它所记述的是正在经历迅速变化的欧洲社会与政治。书中的章节谈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国内事务、人民的痛苦、美国独立对法国的影响、法国人对政治讨论的渴望，还有很长的一章叙述英国的社会状况和其他更多的东西。
    1898年宫廷政变结束了百日维新，梁启超逃至日本以后，于1902年出版了《新史学》，提出他关于在中国发展新史学的见解。他问道：为什么“虽然历史学在中国很发达，而国家的衰弱却存在至今”？这是因为官方的历史学无非只是“家谱”。这些历史学家们仅仅是“承袭”、而不是“创造”关于历史的新观念。必须改变旧史学以“创立一种新史学”。[②e]
    梁指出了以前的中国历史写作问题中的四种来源，从而建立了新史学的参数。过去的历史学家们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只知在历史的舞台上有强有力的英雄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他们不关心现在，不把过去当作现在的一面镜子；他们知道事实却不知道有关过去的种种广阔思想。
    现在，历史学家们必须为现时代的中国写一部新历史，包括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因果联系、全体人民在群体中和运动中的经验以及进化式的演变。为了创立一种国家意识，新史学是必需的。[③e]但梁的目的超出了这一点，因为这种历史的写作也将利用史学的合法化力量来支持这个国家，这和历史学家们写朝代史以维护各个朝代统治的合法性如出一辙。当他写到是群众而不是皇帝才是正统时，他是非常实际地想要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为新的国家增添历史的政治力量。为了这个原因，历史写作就必须把人民放在心中，而且必须以人民作为读者。
    创立通史理论--章太炎
    另一个对早期通史问题的思考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是古典学者和革命的政治领袖章太炎（1868-1936）。1904年在他的《哀清史》一文中，他提倡要写作通史并包括有一篇“中国通史略例”。[④e]他认为既然过去任何一种历史叙述都没有掌握为抽象的叙述和评价所必需的推论方法，所以东西方的方法就必须结合。章强调这类通史在教学上的重要性，他呼吁要用这类通史作为学校教材。
    在他关于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起初平等而后来有了差异的思想中，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甚至像章太炎这样的古典学者的思想浸润也是显然的。在世纪的转折期，为卡尔·兰普雷希特所信奉并在欧洲史编纂学思想中流行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历史的潮流，促动了章的心理学、社会和宗教的发展原则“于作史尤为要领”的观念。[⑤e]随着这些外来的影响，章认为大量迄今不为人知的史料来源的发现，将会激励和便利历史的改写。这些新材料包括早期商代城市遗址的考古发现、带有铭文的青铜器、甲骨文、石碑、陶器、敦煌古代佛经抄本和壁画、俗文学的重新发现和早期神话的文献证据。确实，通史的发展观念会受到这些新资料的深刻影响。
    章要求通史的作者们浓缩过去的历史，按照当代的需要，依据自己对其重要性的判断而写下他们的叙述。他设想是他这样的私人学者、而不是官方雇佣的历史学家们，会写出被用于教学的历史并被保留下来。随之则是旧史学的逐渐消失。章的认为这会是新史学写作的良性结果，就表现出了为过去中国的历史学家们所感到的那种同样的监护作用的意识。虽然新的历史学家们不再作为过去的监护人而受王朝的束缚，却仍然为他们对于政体及其前途的奉献精神所左右着。章太炎关于通史怎样能驾驭遗产的观念，和黑格尔的历史布局理论有着共同的理由。[①f]这两位历史学家都很懂得驾驭历史叙述的关键，因为历史叙述就构成了遗产。
    写作通史--夏曾佑
    与梁启超和章太炎为中国面临的新时代中，历史学所必须采取的形式创立理论的大约同时，学者夏曾佑出版了近代第一部由中国人所写的中国通史（1904）。[②f]夏的这部著作由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学教科书出版，它虽然从未写完，却被认为是近代最早的历史著作的一部良好典范。[③f]此书远较今天被认为是一部高中教科书的内容丰富，它是为那些在古典学术方面已经接收过相当严格训练的成熟学生而写的，因为这些学生是最初的近代中学里的学生。
    在这部通史里，夏写了出自达尔文《物种起源》的历史演变和进步的思想，有目的地以变化的概念作为建构他的历史叙述的中心原则。[④f]产生当代社会进化变迁的各种原因得到了强调。历史人物只有当他们在朝代的兴衰中有其地位时才被提到；名声并不足以使一个英雄被写进历史叙述。社会习俗和地区的详情只有在与大变化的时代相关时，才被包括进来。[⑤f]夏在写这部历史之前，曾浸沉于严复译著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以及查理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⑥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