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的书明显地受了西方的通史写作的影响。既然他的朋友梁启超曾极力推荐过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他肯定在19世纪90年代在北京读过这本书。他还曾通过日本学者仿效西方历史著作所写成的中国历史而接触过西方历史著作。虽然夏知道那些写西方历史研究的作者有着足够的“途辙”，他本人却提到还缺少“途辙”来跟踪新的中国历史研究。尽管夏没有提及那珂通世（Naka Michiyo）以西方通史的风格写成的《支那通史》一书，那也是他的一个范本；此书最初以中文写成，于1899年在中国出版。[①g]
    除了日本这个重要的渠道，写作通史的动力实际上来源于本土对西方刺激的反应。夏曾佑的通史第一次呈现了一部不仅仅为统治集团、而是为了尽管仍是精英、但已相对广泛的读者群而写的中国历史。[②g]他的目的是要教育和激励人民去要求变革。夏放弃了章太炎所坚持的中国前近代“通史”著作那种帝王本纪、志、和英雄列传的编排方式，他选择了总体上以年代顺序安排的章节一一相续的西方模式，那本身就反映了进步和变化的主题。当章太炎还在予以推荐的时候，夏就已经放弃了要包含每一个统治者在内以及要展现中国历史的辉煌的那种努力，而垂青于当冲突的各种力量一旦接触时，可以选择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或错位的历史关节点。在一部相对简短的历史中，他把大部分的重要性放在了非主流正统的主题上，如巫师的活跃、发端于后汉延续到尔后时期的道教、佛教的输入以及较早时期的前儒家的宗教；他的新方法是很明显的。夏强调了宗教和哲学在中国人思想中的相互作用。
    夏曾佑的开拓性的历史叙述，很大程度上是在写一个受多种族影响的非正统的文化。他向读者所展示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上和社会上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他是在重新调整历史透镜的焦点。正渗透到改革者们思想中的达尔文的或斯宾塞的适者生存的观念，引导着他们去寻找使中国具有改变能力的那些模式，而夏曾佑则是其中的一员。既然历史上的“过去”不如说是所有行动的伟大评判者和“明镜”，而并非突出过去统治的稳定性和成功以强化王朝职位的合法性，所以他就决定转向一直都存在于传统史学的叙事之中、却又被人忽略了的历史中的断裂点和造成种种分裂的变化。
    写作通史--顾颉刚
    夏的通史初次发表大约二十年后，一部由年轻的、有古典训练的学者顾颉刚（1895-1984）所写的简洁的通史《本国史》出版了。这部历史是代表通史写作新阶段的最早作品之一。此书由三个短卷构成，与夏曾佑针对成熟的读者所写的通史相对而言，它是一个简单的教学课本。[③g]顾为中学所写的这部《本国史》，是以简单概括体裁的白话写的。它采用了直接教学法，先清楚地阐明一种解说，再简洁地陈述有关事实来支持它。近代学校课程的需要，就这样成为了历史大众化开端的一个刺激。他用四个基本的主题来建构历史：历史和地理的关系、历史的演化、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民族（种群）以及历史的分期。[④g]此后正是在地理、种族和历史相互关系的连接点上，顾对中国的学术作出了他最重要的贡献。虽然顾颉刚的历史乃是“一切事物的进化过程”[⑤g]这一定义，把历史等同于线性变化（Linear change）的基本过程，并强调时间因素的中心地位和历史上各个时间变化的历程；但他甚至于更关心历史上的空间关系。在书的一开头他就把中国从空间上置于整个世界之中，然后着手把它从地理上划分出来作为是世界上一个地区的一个特殊国家。他要写一本“国别史”。他以这种方式象征性地强调了中国和所有其他“特殊国家”的平等地位，同时又肯定了它作为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的国家统一性。由于把地理放在第一位，地理就成为影响历史的首要因素。他说，地理和历史之间的基本关系是必须理解的，这样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对历史事件过程的影响才好为人所理解。[①h]
    根据顾的概括，尽管一个特殊国家的历史学必须研究这个国度的社会活动，却没有一个国家是孤立的。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互关系，将会提供有关中国民族性（种族性）、外国对中国文化影响的性质等方面问题以及中国的势力怎样影响了其他国家和中国当前的领土是怎样形成的等问题的理解。顾颉刚的中华民族的观念因而是建立在内部和外部的地理和空间关系这一基本因素之上的。对他来说，地理学是整个关系到理解人在社会上的存在之所必需的。[②h]
    历史上的变化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部分，不仅在于朝代的更迭和英雄们的成败。通过研究人类的社会组织，历史就会为人所理解。中国处于一个各种文化、各个国家间相互关系的网络之中。要学习有关中国历史上的变化，顾告诉他的读者们说有四个方面必须研究：民族（种族群）、社会、政治以及思想和艺术。他相信，为了广大读者的利益，通史的目标应该集中在人类这些方面的集体发展，而对于这些因素的深入研究则留给职业性的专家。他对通史的读者们说：“历史是人类全体的生活，则对于这多方面的发展，不能不有一番提要钩玄的认识，寻出一个最简单的系统来……至少对于这许多方面的演进，要观其大较，明白他因果相乘的关系。”[③h]
    不幸，在顾颉刚的通史出版几年以后，它就被国民政府禁止发行。在他讨论历史的分期时，因为他在本书中以及在后来都删除了古代奠基性的人物，顾终于引发了一场反对他的通史及其出版商的风暴。1928年国民党当权后，教育部决定，顾通史一书中的内容不能给学校里的年轻人阅读，书被查禁了。尽管这些书已经流传了四年多。他的触犯在于，他质疑并摒弃了洪荒时代三王和五帝这些文化奠基的英雄们的故事，当作仅仅是“虚构”的传说，他们的存在并没有科学的证明，所以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历史记载。[④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