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上述的心态矛盾对司马迁写作《史记》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大大强化了太史公的史家笔力和《史记》的生命力度，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挣脱厄运、冲破黑暗的抗争力
    现实的黑暗，命运的折磨重重压抑着司马迁，使他自卑、孤独。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使他消沉下去，反而更激发了他顽强执着的精神。他在历史的天地里，极力挣脱黑暗现实的压力，不甘心做命运的奴隶，以入木三分的史家笔法抨击现实和不公平的命运，热情讴歌反抗强暴、战胜黑暗的斗争精神。
    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史记》的刺客、游侠列传诸篇中。司马迁从这些刺客侠士的身上发现了反抗现实压力的力量，找到了挣脱命运控制的突破口。他说：“今拘学或抱咫尺之义，久孤于世，岂若卑论侪俗，与世沉浮而取荣名哉！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矣。”（《游侠列传》）他认为在不公平的社会里仅仅有处士的洁身自好是不够的，那样的人只能永远受社会黑暗的压迫和侮辱。因此，在他眼里，侠士是社会道德的平衡力量，是对命运压抑更为积极的反抗，是对社会黑暗的主动出击，他称赞他们“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他着重的就是这种突破法网压抑、自由行侠的勇气和那种不受命运羁绊自己支配自己的气度。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着力突出了几位壮士不畏强暴的精神和不屈的斗志，热情地歌颂他们以弱小之力抗争强大势力的顽强意志。他说：“自曹沬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重后世，岂妄也哉！”豫让、聂政姐弟、荆轲、高渐离都是悲剧人物，但司马迁在写他们时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悲伤的情调，更多的是惊天动地的反抗力量和雄壮崇高的悲剧精神。他赞叹郭解道：“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人貌荣名，岂有配乎！’于戏，惜哉！”（《游侠列传》）钦慕之情溢于言表，足见他与游侠的精神是相通的。他还记下了这样一件事：“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同上）表明司马迁与腐儒的正统观点是不同的，认为侠客的“犯公法”之举是合乎人心的快事，社会需要这种反抗王法的正义力量。他在写这些人物时将自身的压抑感渲泻出来，使内心深处的反抗精神冲决而出。
    明人董份说：“迁遇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故班固讥进奸雄，此太史之过也。然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其文曲百代之绝矣。”（《历代名家评〈史记〉》）董份也看出了司马迁“其辞多激”的特点，不过他还没有超出班固的思想圈子。其实，司马迁并没有“退处士进奸雄”之意，在他心目中侠士与处士在道德本质上是一样的，“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自序》）他们也有仁义之德和“廉洁退让”之道。但是，面对社会的压抑，侠客与处士表现道义的方式不同，求取人生价值的途径也不同，处士是消极的听从命运摆布，侠士则是更为积极的战胜黑暗，主宰命运。这种叛逆的思想正是司马迁在受到现实压抑后，从他矛盾交织的心态中挤压出来的。
    二、忍辱负重、超越自卑的生命力
    司马迁在遭祸之后，忍辱负重，以顽强的自信战胜了自卑，度过了人生的难关。此时，对弄臣辱身的自卑与对个人才能的自信又在他身上统一成一股强烈的内在生命力，即超越自卑的心理能量。因此，他在《史记》中热情讴歌那些超越自卑的人物，成功地刻划出了一个个隐忍就功名的人物形象。如伍子胥乞食、苏秦遭妻嫂冷淡、韩安国被囚卒溺、韩信袴下之辱等等，这些人物在这些情节中表现出的忍性，正是这种超越自卑的生命力。唯有在战胜了最难忍的自卑感之后，才能树立起最强的人生自信心。这就是他的人生信念。他说：“向令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蚁蝼，弃小义，雪大耻，名重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伍子胥列传》）司马迁在此剖析了伍子胥的矛盾心理，这又何尝不是他内心感情的流露，字字句句无不体现出他那种超越自卑的心理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