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记》中司马迁又着意表现了一些发愤奋斗刻意求名的士人，因为这些人物所表现出的坚韧执着的生命力在他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对那些凭着自己的顽强奋斗，起于闾巷而位至卿相的布衣之士，总是一再发出由衷的赞叹。如：赞甘茂“起下蔡闾阎，显名诸侯，重强齐楚”（《樗里子甘茂列传》），赞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李斯列传》），赞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司马迁尤为看重那些在厄运中奋起的有为之士，他认识到厄运所造成的自卑又是促人奋进的动力。他深有感慨地说：“然二人（范睢蔡泽）不困危，恶能激乎？”（《范睢蔡泽列传》）他笔下的李斯、韩信、主父偃等人物都是在感受到人间难忍的自卑后，从厄运中愤然而起，实现了人生的理想。司马迁就是从他们的身上获取了人生的力量。
    他的“发愤著书”说也浸渗着这种超越自卑的顽强生命力。他在《报任安书》中历述周公、孔子、屈原、左丘、孙子、吕不韦、韩非、《诗经》作者发愤著作之后，又说：“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重空文以自见。”对这段文字钱钟书先生分析得极为透彻：“按上文列举发愤著书，已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此处不复道屈原韩非等，重左氏、孙子者，二子如己之宫体废残，气类之感更深。”（《管锥编》第940页）这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之戮辱，传畸人千秋。”（《汉文字史纲要》）这表明司马迁引古人自励，不仅取其发愤的内在精神，而且取其身残志坚这种具体感受。他认为古之贤圣发愤著书就是要以不朽之著来战胜厄运；驱散内心的自卑，而畸形之士，更是要以立言的事业超越外形之辱，重新表现自我，获取人生真正的永恒的自尊。可见这种超越自卑的生命力使他获得了事业的支撑力和原动力，也使《史记》奏出了生命的最强音。
    三、清醒不惑、独立超群的洞察力
    孤独之悲与入世热情的矛盾冲突，使司马迁一方面以满腔的热情关注当朝政治，表现出很强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又能超越当时定于一尊的观念，以自己独立的思维感受着社会与人生，以自己超人的思想、清醒的观察力，指点百家，抨击时政，并能够不受世风时论的羁绊，发出他人不敢言的“一家之言”。
    例如在汉武帝重儒学、兴教化之时，司马迁却大胆地突破儒家“轻利”的正统观点，直言不讳地提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货殖列传》）他敢于撕破遮在“利”上面的种种面纱，直视人性的本来面目，将追求财富视为人的本能，并直接挑明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卓越的识力固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他能够说出众人知之行之而又不敢言之的真理，这正是一个超群而又孤独的思想家的勇气。又如当汉武帝大用酷吏，重用“兴利之臣”为王朝大肆聚敛的时候，他却写出《平准书》、《酷吏列传》，冷静地分析这种“与民争利”的做法给汉王朝造成的危机。他并不为汉武盛世的繁荣表象所惑，清醒地看到它背后蕴藏的衰败趋势，敏锐地发现“兼并”、“豪党”、“争于奢侈”这些社会要害问题。并指出：“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而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平准书》）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封建统治者的贪得无厌，挥霍无度，这势必造成剥削者贪脏枉法向人民巧取豪夺，引起阶级矛盾爆发，导致王朝灭亡。这是封建社会的恶性循环，“物盛而衰，因其变也。”太史公感受到了这一规律，察觉到汉王朝统治的根基已不稳，并向最高统治者发出严正的警告。在朝廷内外纷纷献赋作颂之时，在君臣上下都沉醉于盛世气象之时，司马迁的这些思想显得是多么清醒，又是多么孤独。足见孤独的心境使他的思想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更为深邃的洞察力，促使他的入世热情转变为更加强烈的批判现实的力量。矛盾的心态凝合成一股思想的力量，使他在盛世的顶峰敲起了响彻千古的警世钟。
    心理学原理告诉人们：人的旺盛的情绪在受到逆向阻力之后会产生一种更强的反作用力，从而使心理矛盾的两方面形成一股新的合力，使人获得新的更强的心理能量。由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进取与失望的矛盾心态中并没有消沉下去，而是以向上进取的精神战胜了失望自卑，并以亢奋的生命意识，强化了自己对现实黑暗的反抗力和洞察力。可以说司马迁的心态矛盾使他的心理获得了新的推动力和挤压力，使他内心世界更为丰富，思想更加充实，对历史规律体验得更为深切，从而使《史记》一书充满着奋进向上的力量，有力地表现出我们民族坚韧不屈的性格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一部我们民族之魂的千古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