谱牒的另一类型便是族谱（亦称家谱、宗谱、世谱等等）和年谱。族谱以一族一家之群体人员为对象，以世系表谱的形式记载一姓世系尤其是其家族中重要人物的事迹。入谱人员仅限于家族中人，按年辈先后排列，而所叙事实又多简略，凡与家族繁衍承传及扩大家族社会影响无关者，概不写入。族谱所涉及的时间极长，且可随着家族的发展而不断地修下去，如曲阜孔氏宗谱，历经千百年至今犹存。明清以后，民间修谱之风日盛，其形式和内容亦更为繁复。修族谱的原初目的是为了增强家族凝聚力，在家族内严格长幼尊卑秩序，在社会上扩大宗族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但在文史研究中，族谱有着另一层意义和作用。因为族谱数量很多，且大多为私家所撰所藏，过去研究者不甚重视，目录学家亦甚少著录（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族谱就未曾著录），但各类族谱家谱中却保存了大量前人所忽视的原始资料：封建家族宗法制度，人口乃至种族的繁衍和迁徙，地方交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不同区域文化的交流，民族语言的发展及其与方言方音的关系，以及在历史上或文化史上有重大作用、重大贡献的人物的种种材料（如：家世渊源和影响、里籍、生卒、受学、科第、仕履、婚姻、子女、书信、艺文乃至一些重大事件的背景内幕等等），“如关于畲族的迁徙问题，史书上未曾述及，近人也是从浙闽各地搜罗来的族谱中找材料的”[（5）]。再比如关于蒙古史的研究，《汉译蒙古黄金史纲》收有博清额《蒙古博尔济吉忒氏族谱》。这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蒙古史文献，最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又发现喀喇沁罗密著《蒙古博尔济锦氏族谱》，而前者恰是后者的节本。[（6）]这些十分罕见的族谱的发现和发表，将对于研究蒙古种族的起源、蒙古汗国及元朝的历史和有关成吉思汗家族的诸多问题，大有助益。同时，博清额乃乾隆时人，是罗密的裔孙，今人通过对此族谱撰写、重纂及其中的序和注释的考察，亦可为研究蒙古学术文化的发展和研究今天定居于北京的蒙古人的历史等提供可信资料。[（7）]另外，“从文献学的角度看，善本家谱或为名人所撰、名匠所刻，或为孤本绝版，是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好材料。明正德《余氏会通谱》雕刻精细，为歙县著名黄氏刻工的早期刻本，中缝留有黄氏诸刻工姓名，对研究徽州刻本颇具价值”。[（8）]综上所述，可见族谱研究与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以及文献学等学科的关系密不可分。年谱（或作年表，系年等等）也是谱牒学的分支之一，它与排比叙述家族群体事迹的家谱不同，主要是按年月日顺序来记述谱主个人的生平事迹。数人合谱的情况有时也存在，但年谱的对象（谱主）大多是某一个人，因此其年谱可看作就是他的编年体传记。若是诗人文学家，则年谱往往又可修成谱主的诗文编年录。家谱都是由本家族独立修撰，外人一般不得参与；而年谱中的绝大部分，由于谱主大多为历史上较有影响的重要人物，故是后人出于某种目的（景仰、批判、考证、驳难或兼而有之）而针对前人所作：这本身就已经脱离了谱牒的原初目的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史工作了。年谱较为晚出，现存最早的年谱大约是宋人吕大防所作的《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此后所作日多，据今人杨殿洵《中国年谱概论》[（9）]，现存宋人所编年谱有五六十种之多。明清以后尤其是清代，作年谱之风很盛。直至今日，编制年谱仍是学人所常用的文史研究方法之一。因为年谱往往重视时事，所以不论详略，均能反映谱主的具体生活环境和社会背景。一部好的年谱读过之后，人们不仅对谱主的一生事功经历、成功或失败之因果、学术活动或艺术创作之脉络线索，以及某重大事件的细节等等可以了然于胸，而且还可以谱主为契机，进而对谱主所生活活动的那个时代、地域的社会特征和人文风习有具体深入的了解。
    在文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谱牒正是史料学的基本工作和基本工具之一。以时间为线索翻检谱牒，对了解有关人物事件极为方便，如阅读《史记》乃至先秦典籍，若要查找某年某事或某帝王诸侯世系，《三代世表》、《秦楚之际月表》、《十二诸侯年表》自是必备之工具。在运用谱牒考定史实方面，前辈学者早已有了极好的范例。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称刘歆“遍伪群经，以助莽篡”，伪造了《周官》等儒家经典，继而又有崔适、钱玄同等古史辨派张大其说，再加上对于《周官》一书，宋人就曾疑其伪，故康有为氏之说一时颇有影响。为证明康有为的观点不合史实，钱穆撰《刘向刘歆王莽年谱》，排列对比刘向、刘歆和王莽的生平行年经历，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刘歆没有作伪的可能。钱穆还在此《年谱》的引言中，列举了康有为的观点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与年谱正文相辅相成，“事实既列，虚说自消”，遂成定论。今人若要研究《周官》或刘歆、刘向校书事迹，则钱穆的这本年谱不可不读。这是学术史上利用谱牒进行考证辨误的典型例子。在文学研究方面，年谱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切、更本质地了解和把握谱主的作品。作品（包括全篇和散句）是文学中最小的单位，对其进行孤立的研究实际上是相当困难的；而且，孤立的作品也无法承担形而上的理论重任，即便是在被认为是最为普通的、大众化的艺术欣赏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因为任何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其作品当然首先应该是他在彼时彼地某特定场合或由某种特别缘由而产生的情感反映，所以古人有知人论世之说，而谱牒正是知人论世的好方法和好工具。当然，在文史研究中，由于目标不一，出发点不同，对材料的理解也就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谱牒在文史史料学上的重要性的认识。作家、作品、史实、社会时代环境、地域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等因素，在整个文史现象中往往是互为背景的，进行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研究是人们所习用的方法，而谱牒尤其是明清以来的年谱正是将这诸种因素综合贯穿的好形式。
    要之，自宋儒以后，人们实际上已习惯于将学术三分之，曰义理、考据、辞章，今人亦强调事物的真、善、美，而谱牒之学在文史研究中的运用，正是一种求真的科学。它与考据有密切的联系，但实际上却并非单纯的考据之学，它力图大量地掌握确切的材料，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将人物、事件和作品放进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视野之中，透过复杂散乱的似乎彼此孤立的表象，寻绎现象间的因果联系，揭示出其内部的必然逻辑和本质，以最终解决文史现象中的“是什么”和“怎么样”、“为什么”等基本问题。
    注释：
    （1）《续汉书·百官志三》。
    （2）《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
    （3）欧阳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4）此节参王瑞来《宋代玉牒考》，见《文献》1991年第4期。
    （5）徐规《取证族谱必须审慎》，见《文献》1995年第4期。
    （6）见《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7）参纳古单夫《〈蒙古博尔江济吉忒氏族谱〉版本述略》，见《文献》1988年第2期。
    〔8〕翟屯建《黄山市博物馆藏善本家谱述要》，见《文献》1996年第3期。
    〔9〕见《文献》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