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否定历史规律的非决定论
    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直接了当地否认历史是被决定的。他们认为没有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的历史，历史只能与历史学家的意识相联系而存在，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就是建立历史。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说，历史是思想的产物，因为历史只有靠记载才能保留下来，记载绝不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在记载历史材料时，总是根据自己主观的标准进行舍弃和保留的，所以记载下来的并非是客观的历史，而是历史学家们按照自己观念构成的历史。正是由于注入了这种观念，以往的历史才具有生命，这些观念的来源是史学家们的当代生活，当代生活和以往历史是彼此互换的，这种互换以史学家的主观意识为媒介。由此得出结论：客观历史是不存在的，历史即史学意识，谈论历史客观必然性是无意义的废话。
    在当代西方历史理论中，一些反历史决定论者的主要论据是所谓“自然和历史的对立”，自然以“空间性”为特征，历史以“时间性”为特征，两者是完全不同的。斯宾格勒说，自然的“已成的事物”，它是“僵化的机械的、无时间性的事物”。历史是“预成的事物”，是“生动的、有机的、空间性的事物”，包括古往今来发生的一切事情。前者是普遍的、常态的事物，是“规律的科学”，后者以事件为研究对象，是“事件的科学”，企图在“历史中建立一门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只能是白费力气，不会有实际结果。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写道：“希望我们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好象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不过是这些误解的结果。因为根本不存在与运动物体相类似的运动，所以不可能有那种规律”。[③]波普尔看到了社会运动不同于自然界运动的特殊性，看到了社会运动与自然界运动的差别，但是他把这种特殊性和差别性夸大了，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否认了社会规律的存在。波普尔认为，“地球上的生命进化或者人类社会的进化，只是一个单独的历史进程。”[④]历史“不存在进化的规律”，“规律决定进化的方向和特点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19世纪的错误，它起因于把传统上赋予上帝的功能转归‘自然规律’这种一般倾向”[⑤]。他指责唯物史观是一种人为的历史结构，它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硬塞入一个死板的公式中，否认一切观念力量，把人变成只机械地服从而无任何抵抗力的工具，并诘难马克思，说“他坚持严格的科学方法必须以严格的决定论为基础的错误见解，马克思关于自然和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见解清楚地表现出拉普拉斯和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波普尔完全否认历史中有任何规律性的存在。
    不仅如此，波普尔从否定历史规律的“反历史决定论”出发，又进一步提出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不能预测的观点。他认为，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是一个唯一的、不重复的事实，而只有可重复的系统才具有科学预测性，如根据水壶中温度的升高，人们可以作出壶中的水将沸腾的预测，这种普通的科学预测是有条件的。波普尔还认为，有时从这些有条件的科学预测，加上断定有关条件可得到满足的历史陈述，可得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但是，只有在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如太阳系和生物有机体）中，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中引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而波普尔认为“现代社会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系统”[⑥]。尽管社会在变化着、发展着，但是，“这种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在社会领域，“这种有条件的预测方法的动用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帮助。因为，历史发展最惊心动魄方面是非重复的。条件变化，时势流转……一切都非复当年。所以，我们能预测日食这一事实并没有为我们能预测革命这种期望提供一个有效的理由”[⑦]，因此，在历史领域，既不能作出有条件的科学预测，更不能从中引出无条件的科学预测。
    很明显，波普尔是将每个个别的历史事件和整个社会历史看成唯一的、不重复的客体，而正因为它是唯一的，所以不能成为概括的根据。此外，波普尔还把社会历史确定为充满偶然性的世界，毫无重复性和必然性可言，任何规律都无法发现，任何规律的真理性都无法证实，因而，不存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
    总之，预成论只承认规律的决定性，否认了人的主观性、目的性在历史中的作用；而以波普尔为代表的非决定论只承认偶然性的决定作用，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二者各执一端，都陷入一种片面性中。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论，把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主体能动性统一起来，实现了彻底的辩证历史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