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史观表述来看，史学和文学有极相似的地方。史学是研究人类的过去，讲述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它要描述过去的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另一方面也要说明过去的事情，为什么如此这般的发生。而要做到这一点，史学家有必要明辨细节，生动地把历史细节象讲故事一样叙述出来。这样，史学与文学就有极相似的地方，因为，文学也是叙述性的，文学家也在讲人生的故事。所不同的是，文学家可以凭想象，虚构细节来讲故事，而史学家所讲的故事都声称是真实可靠的，不是凭空编造出来的；文学家所提供的是生活真谛的写照，而史学家所提供的是生活真理本身；文学家所说的是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而史学家则告诉人们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正是上述的异同点，决定着各自的表述内容和形式具有不同的特点。历史学的特点之三，就是表述内容的真实性和表达的科学性。
    作家在创作时，进行艺术加工是允许的。他可以把甲、乙、丙、丁不同的人身上所发生的言行和种种心理活动，汇集在某一个人身上，使他所写的这个人物具有典型性。就是说，只要不违背生活逻辑，不违背社会总趋向，一切艺术加工都是允许的。而史学则不然，史学家在表达史观时，不允许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内容进行虚构，不允许把拿破仑的言行，心理活动移植到秦始皇、孔子身上，一是一，二是二，所提倡的是内容的真实性。史学家凭借史料，可以对各种个别性作出取舍，却不容许通过集中的手法去塑造典型，表达自己的史学观点。
    在表达观点的语言运用上，史学讲究用词科学、严肃，而文学则较多的强调语言美。文学语言或者说作家的表述语言，大致有两类，一是词藻华丽，二是语句平实。词藻华丽与语句平实只要是真实情感的流露，均能给人以美感。因为，文学是一种艺术，是一种语言艺术，在表述文学家的观点时，它讲究含蓄，而不是平铺直叙。只有含蓄，才能给人回味，给人美感，才成为真正的文学语言。史学则不同。它强调用词准确、严肃，更加注重表达的科学性。
    当然，并不是说，史学家在表达“史识”时，可以不讲究语言美。恰恰相反，一个好的治史者，语言的修美是至关重要的。做到这一点尽管很难，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史学家表述史观的语言美，可使所写人物，象文学家笔下塑造的人物那样形象生动。司马迁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史记》中的历史人物写得极活，司马迁对表达自己“史识”的语言运用，极其熟练，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日本学者斋堂正谦说，“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有廉颇的面目，樊会有樊会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动于纸上，《项羽本纪》，觉暗{K1C802.JPG}叱咤来薄人。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①鲁迅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史学和文学的角度高度评价了《史记》这部不朽的文史名著。
    四
    从品德的内涵和要求来看，史学和文学一样都有一个如何处理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也都是在处理主客体关系时体现史学家的“史德”或文学家的“文德”，但“史德”与“文德”相比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要求。
    什么是“史德”？从古到今，不少史学家都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种种见解。其中，以章学诚的观点最为精辟。他在《文史通义》一书中，明确指出，所谓“史德”，“著书者之心术也”何谓“心术”？章学诚解释道，“盖欲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这段话含义深刻，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章学诚认为，治史者在处理史料，提出“史识”时，一定要忠实于客观事实，事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尽可能的“摆脱”历史撰述中主体意识的参与。做到这一点，尽管很难，但如果能朝这个目标努力，应该说，治史者的“史德”是高尚的，具备了成为良史的素质。
    历史学的价值在于真实，真实性是历史学的精髓。作为一名治史者，应努力真实地记录或反映历史本来面目，这就是史学对治史者的“史德”要求。它构成了历史学的特点之四。
    而文学，“文德”的内涵和要求，显然不同于“史德”。“文德”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实录”生活；另一方面，是指真实情感的流露。西方文学强调前者，中国的传统文学则强调后者。实际上，这两者是统一的。“实录”生活，是真实情感流露的基础和前提，反过来，如果不是真情实感的流露，要做到“实录”生活，同样不可能。既然文学的“文德”要求作家流露真情实感，就是说，作家在创作时，可以也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情感注入作品，使人物、事件有血有肉，带有鲜明的个性和情感色彩。文学作品正是靠这一点，即以情动人来发挥文学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