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帝”的本义及其发展
    上古时期原为万邦林立的状态，未有中央统一政权。《左传》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13]《吕氏春秋》也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馀国。”[14]《史记·陈杞世家》言：“周武王时，侯伯尚千馀人。”这些互不相属的小国，一般的称为“诸侯”；较强大者可以雄霸一方，称为“伯”。如西周末年的史伯曰：“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15]周文王也曾称“西伯”，即西方的霸者或盟主。其中最强大者，可以雄踞于万邦之上，成为各邦的共主，即所谓“王天下”了。共主的地位如能世代相传下去，便成为一个朝代，虞、夏、商、周四个朝代就是这样形成的。大约在夏代前期，共主的地位还很不稳定，太康、仲康、少康三个名号似为后来追谥者，自杼以后才稳定下来，所以展禽说：“杼能帅禹者也，夏后氏报焉。”[16]在未能多世保持共主的地位，或仅为一方之霸者，他们虽然不能形成为朝代，其名号是可以流传下来的，在漫长的上古时期，其数量相当可观，作为一个时代来表示，便统称之为“五帝”了。“帝”字原为古人对于天神的尊称，古籍中的例证很多，《诗经》中尤为习见，如“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无识无知，顺帝之则。”[17]其地位超出于各邦之上者，他们自命不凡，强说与天神有特殊关系，用以愚欺群众，也就以帝号自称了。在古籍中常见者，如黄帝、炎帝、帝鸿、帝颛顼、帝喾等，也有不以帝号自称者，如轩辕氏、神农氏、高阳氏、高辛氏、金天氏、烈山氏、缙云氏、太昊氏等。夏、商之君都有帝号，大盖就是这样延续下来的。朝代形成后，“帝”字逐渐为共主所专用，一般的只能称王，周族兴起较晚，未能称帝，作了共主后便依然称王，不再改称了。“五”字有五方之义，又数字有虚用之法，清汪中《释三九》一文论证详明。[18]“五”为稍多于“三”，近于“诸”字之义，而“诸”字已有“诸侯”一词，故于未有朝代可举之上古时代泛称为“五帝”，是人所共喻的。正如“五伯”原非以五个为限，[19]同样为不可拘泥于数字。
    “五帝”一词，最早见于战国后期的《荀子》。《荀子》书中两次讲到“五帝”，其一条为：
    五帝之外无传人，非无贤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政也，久故也。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也，久故也。传者久则论略，近则论详，略则举大，详则举小。[20]
    此文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三，稍有异文，重要者为，“禹汤有传政而不若周之察也”作“虞夏有传政，不若商周之察也”。又“久则论略，近则论详”，二“论”字皆作“愈”，俞樾谓应从《外传》作“愈”。于此可见“五帝”一词之本义，为一般人认定者，而非荀子个人的意见。其时代，依《荀子》之文在夏禹以前，依《韩诗外传》之文则在虞代以前，虞代的事迹，传于后世者极少，故《荀子》合之于五帝时期。虞代的名号，古籍中多见，《墨子》、《礼记》等书更多以虞、夏、商、周连称。春秋时晋卿范宣子自述其家世云：“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21]言“自虞以上”表明其上更无朝代可举，同时也表明当时尚无“五帝”一词。所以“五帝”一词就应为战国以来所使用者，用以表示未有朝代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所保存者不过是一些空洞的名号，而缺乏重要的活动事迹，尤其是所谓善政之类。
    《荀子》所记的另一条为：“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22]此文又见于《谷梁传》隐公八年，也说明这是一般人的看法，而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意义尤为明显。
    “五帝”作为历史时期的本义，保持的时间很短，因为正处于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多以托古改制的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而一般人多怀有以朝代作历史时期的观念，又子孙相传为各国统治者的通例，于是泛称的“五帝”逐渐坐实为五个前后相承的帝王，以黄帝为首，其下皆为黄帝的子孙，甚至夏、商、周的始祖也都是黄帝的后人。又因五帝时期的名号很多，于是以未称帝号者作为已称帝号者的别号，如黄帝号轩辕，炎帝号神农，帝颛顼号高阳，帝喾号高辛等。尧和舜本有国号为陶唐与有虞，二人虽然也定了别号为放勋和重华，而不如其国号通行。春秋时鲁史官史克说：“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云云，同时又说，“颛顼氏有不才子”云云，[23]明示这是两个不同的氏族之名，战国时发展了的五帝之说盛行后强合为一人。由此例可以推知其他情况。此外如炎帝与神农非一人，清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中已辨明之。经过发展了的五帝之说，虽然矛盾很明显，在不求甚解的情况下，依然流传下来，并有人以孔子答宰予问的形式写成为《五帝德》和《帝系姓》二文，司马迁据之写成《五帝本纪》作为《史记》的“书首”。从此“五帝”的本义为发展后的五帝说所掩盖，而古代历史的真相愈为之晦暗难明。
    《古史辨》中言及五帝之处甚多，实皆为发展变化后的涵义，一部分文章并联系到《月令》等文中的神五帝，以为是人五帝传说的来源，与“五帝”之本义相去愈远。顾颉刚先生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说：“五帝之说，大约是战国后期起来的。”下文引《荀子·大略》篇之文，接着说，“而‘五帝--三王--五霸’，遂成了一个很长的历史系统了。”[24]虽然引了《荀子》的话，依然视为五个帝王，而非视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中，引了《荀子·非相》篇的那段话，下面说：“其实，在他那时，五帝之外的传人出来了不知多少，例如无怀、葛天、风后、力牧。五帝之中的传政也出来了不知多少，例如封禅、巡狩、授时、分州、禹汤的传政和周一样多，为的是在五德三统说之下早已替三代分配得一样齐备。但他偏不承认五帝时有历史传下来，夏商时有详细的历史传下来，这真强悍得出奇！”[25]这段话显然由于未识“五帝”的本义而误解了荀子，正是由于当时出现了许多托古编造的伪史，荀子才依据“五帝”的本义以否定这些虚妄的传说。荀子本是以认真求实见称的，其《天论》、《解蔽》等篇，破除迷信思想，远出于当时一般人的见解之上。顾先生这段话把荀子的话看成是他个人的主张了，虽赞赏他“强悍得出奇”，而未能说明其实情。如果用《韩诗外传》的话来对比，这个误解是不难消除的，这一步顾先生却没有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