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克史学都提倡历史学家应当写“纯粹客观的历史”，不参与任何主观的意向感情，要求做到“排除自我”，对历史不做价值的判断。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学与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公开向兰克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提出挑战，认为历史学的最大任务并不是叙述过去发生过的事件，而是解决历史提出的难题。年鉴派史学创始人费弗尔说：“历史只有从叙述的变为解释的，它才能成为一种科学。”（《地理历史学引论》）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认为，应当把历史跟生活的关系看作一种统一的关系，认为“生活与思想在历史中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得到体现以后”，就证实了历史的确凿性与有用性。（《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这样，就把西方19世纪以来的历史哲学主要关注中心由历史本体，批判史料，转移到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活动，由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变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由于法国年鉴派史学、新黑格尔主义史学强调史学主体的作用，阐发了主体史学的内在认识机制，从而也就取代了兰克史学在西方史坛的地位，成为积极影响世界史学走向科学化的主要内动力。上述史学思想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正是近十余年来影响我国史学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史学观念的主要思想。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对史学主体（包括史书的编纂、史学家的认知结构、史学家的品德修养、史著笔法，史学家的历史观）问题做过相当具体的论述，但这主要是经验性的陈述，对历史认识论缺乏逻辑的概括与哲学层面的提升。当中国史学随着历史进入近代的时候，基本上仍然停留在经验性的叙述型非主体史学阶段。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所概括的：“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考证欲其详。”章学诚认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是不够发达的，言史，主要是史纂、史考、史例，很少谈史学。傅斯年认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30年代曾受美国鲁滨逊“新史学”影响的史学家何炳松，也坚持认为科学的历史观念产生出两种结果：第一，是对于过去的史料，加以严密的批评；第二，是著述历史“秉笔直书”。他还认为科学历史学的特点应当是：第一，注意写普通的人与普通的事；第二，发现同应用天然的定律，即规律（见《何炳松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53-54页）。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虽然强调对历史规律、历史精神的探讨，但对于史学家的活动，也只谈历史的编纂，极少谈及历史的认识和认识能力问题。以上说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认识论是比较忽视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非主体史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它以史学主体与史学客体辩证统一的历史认识论，对中国传统史学展开了批判改造工作并且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这个新枝在中国这个环境里生长，必须与中国传统史学这个母本稼接，加之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一部分中国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理解与运用的简单化、教条化，致使中国史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对于史学主体、对于历史认识论仍然处于缺乏自觉意识的阶段。在很长时期里，脱离史学主体片面强调历史学的客观性，以为纯客观地反映历史，就能体现历史学的科学性；而不理解历史学家写出的历史始终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其中也包括历史学家对历史所做的价值评价。对于历史学的这种理解，实际上带有某种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机械反映论倾向。中国史学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注意以客观事实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注意考察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不甚重视人的认识能力与认识方法的考察，所以对于写出的“历史”是主体对客体的“重构”这一历史学课题不甚研究。在理论上只强调“历史”是反映论，而忽视“历史”同时也是重构论和选择论。70年代后期以来，新黑格尔主义史学、法国年鉴派史学把主体史学、历史重构论、历史选择论传入中国后，直接帮助强化了中国史学家的史学主体意识，把史学主体意识发展到自觉阶段，因而也就把研究的兴趣，逐渐由主要关心史学客体，关心史料，转移到关心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关心主体如何通过史料的中介去发现客体，关心对于人的认识能力与认识工具的研究。这就给历史的重构论与选择论提供了主体与客体辩证统一的历史认识论基础。中国历史学家在80年代所从事的理论工作，就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建构重构历史的认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