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社会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问题
    长期以来在西方学者中就存在着史学究竟是科学还是文艺的争论。对此，只有把史学置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才能在认识上予以解决。因为人类的认识能力，最终是随着人类知识总体的演进积累程度而不断提高的。而科学的发展表明，史学确实随着其他各门科学，其中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不断实现自身的科学化过程。19世纪以兰克为代表的史家，以研究方法的实证性与客观性为主要特征，它实际是在19世纪科学发展的水准下，史学受到影响而寻求自身科学化的结果。它要求对史料作严谨考订，为求在可信史料的基础上如实再现历史，反对史家任何的主观意识夹杂于其中。这些做为兰克学派的特征，明显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即建立在牛顿力学等旧自然科学基础上的方法论特征。由于兰克学派把史学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政治事件及精英人物方面，强调史实的实证性与客观性，排斥对历史的综合分析与理论解释，这种方法逐渐受到一些史家的反对。此外，在进入20世纪，整个科学发展处于极大的变革过程中，尤其是自然科学中相对论和量子理论的产生，导致认识上划时代的进步，使人类知识体系上升到新的发展水平。社会科学也面临自身的调整与重构。当然，史学也无例外地面临着改革的前景。在法国，年鉴派以批判兰克学派的姿态崛起于本世纪20年代。年鉴派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倡导“总体史观”与跨学科研究。年鉴派创始人选定以《经济和社会史年鉴》命名的杂志做为自己的阵地，实际已注意到“社会史”是一个几乎能涵盖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史学门类。费弗尔说：“‘社会’作为一个形容词，由于含义太多而最后变得几乎毫无意义……正因为该词的‘模糊’，它才根据历史的旨意被创造出来，用以充当一种自命不受任何框框的约束的刊物的名称……所谓经济史和社会史其实并不存在，只存在作为整体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整个历史就是社会的历史。”〔15〕可见年鉴派意在以“社会史”这个涵容广泛的概念来倡导他们所提出的“总体史观”指导下的史学体系，因此年鉴派也被视为当代社会史的开拓者。如巴勒克拉夫在谈到年鉴派促使史学界发生的巨大转变时，曾提出是他们开创了“研究重点从政治史转向整个社会的时代”〔16〕。后来在70年代受年鉴派影响而兴起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派，接受了“总体史观”，其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号召建立范围广泛的“社会历史”，亦即把社会全部做为研究对象。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社会的历史是历史”，必须把历史研究的整个领域作为社会史的研究领域〔17〕。英国之外，新社会史对德、美、日本等国的社会史学也起到重要推动作用，一时成为引人注目的史学发展趋势。另外，传统的实证派史学在受到年鉴派冲击之后，在研究对象上也较昔日有所调整，其表现之一即社会史研究的比例上升〔18〕。总之，继年鉴派之后，社会史日益成为西方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
    年鉴派在“总体史观”的主导下，进行跨学科的整体研究，亦即打破相关学科间的界限和分离状态，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整体的综合研究。正如有的学者所言：“费弗尔和布洛赫确实强调了跨学科研究重要性，想以咄咄逼人的‘总体史学’吞并各种社会科学”〔19〕，年鉴派主张史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广泛结合。考诸西方史学史，跨学科研究方法并非肇始于年鉴派。如早在1911年“认为历史学的理想和目的应该伴随着社会和社会科学的进步而变化”〔20〕的美国史家鲁滨孙，一方面提出史学研究范围应以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为对象，另一方面则已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门学科的发展，必将促使史学自身的变革，因而提出史学应把现代许多新兴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做为自己的同盟军，并积极利用它们的研究成果，促进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和深化。因而在年鉴派之前，鲁滨孙已在史学研究领域应扩大的前提下，提出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设想。又据年鉴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所言，跨学科方法乃年鉴派接受自马克思的影响〔21〕。如此，则年鉴派对跨学科方法，只不过是特别加以强调而已。但无论如何，年鉴派“总体史观”和跨学科方法的提出，集中反映了新形势下的学术发展趋势，即20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呈现出：各学科的普遍历史化及各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2〕此言往往被史界同仁引为自诩。其实此言并非指具体的历史学，而是指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即把任何事物都视为一种发展过程的方法。这种方法即历史的方法，它在科学研究中被广泛接受，20世纪社会科学普遍历史化的趋势即是一个证明。可以说，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历史方法的运用。从达尔文进化论第一次把历史方法引进科学研究并取得巨大成果开始，它相继被引入各门学科，到20世纪出现社会科学普遍历史化的趋势。由此产生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对史学的冲击和渗透，使史学面临被肢解甚至被取代的可能，如鲁滨孙在本世纪初所曾提出的那样〔23〕。在此情况下，史家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研究对象，并努力从其他学科汲取有益的方法，以便在拓宽研究领域的方式下重构学科体系。这样做，一方面可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史学的科学化，另一方面则可以兼容多学科的方法来巩固自身的学术独立地位。所以，跨学科方法的提出，是史学在受到其他学科挑战的威胁下，所采取的以攻为守的最佳应变策略。巴勒克位夫在评价年鉴派时曾说道：“历史学的眼光和历史学家的工作应当对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推动力作出更加有效的反应，这样，新的道路便拓开了。”〔24〕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社会学以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与史学在研究内容上互有交叉。更主要的是因为社会学对一些社会现象的分析，对史学有很大借鉴意义，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史学研究跨学科方法的首选对象。年鉴派史家都很重视史学与社会学间的关系，如“布洛赫不止一次地声称，历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差别。”〔25〕勒高夫在设想其跨学科方法时认为：“关键是要打破学科间的隔膜和区分，特别是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26〕而从学科整合原理上看，社会史应是以史学与社会学派为主体的跨学科整合成果。在跨学科研究方法上，年鉴派在社会学方面获益最大，因而评论者指出：“年鉴学派为法国树立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相互交流的榜样。”〔27〕综之，在年鉴派的跨学科方法中，社会学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年鉴派作为研究整体的社会历史的社会史学派，是综合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地理学等多门学科的方法而形成的历史科学体系，在研究内容上以对人类全部社会生活的涵盖作为最大特征。所以，年鉴派的跨学科方法，乃是由于史学扩大研究领域而导致的多学科方法的综合。总之，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学诸学科对史学的冲击和渗透，乃主要原因之一。而年鉴派史学注重跨学科方法，也是对社会科学向史学挑战作出的回应。此外，如从史学本身的发展看，由于兰克史学为实证主义所限定，传统史学尚未形成自己的理论解释体系。而跨学科研究，实相当于从各个学科的方法中，汲取适宜的因素，用以合成构筑独立的史学理论体系。年鉴派虽无意进行理论上的总结，像勒高夫所谓“避免拼凑理论体系”〔28〕，但他们绝非完全无视理论，而且还力图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去体现一种“史学体系的存在”。年鉴派用自己的史学成就，推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推广和提高，从而增加了史学的科学化水准。近些年由于“叙述的复兴”，有的论者据以指出兴起所谓“新的新史学”〔29〕。其实“新的新史学”的出现，乃是对于年鉴派史学过度科学化倾向的反动，以及对史学人文性特征的再度认同，但它不足以否认史学的科学化趋势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科学的发展，必然要推进包括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在认识方法上的科学化水平，这是由人类认识的总体发展进程所决定的。只不过由于史学自身的特殊性，要正确处理其固有的人文性与科学性之间的适度协调关系，防止走向科学化的极端。这倒是史学在科学化过程中应予注意的问题。
    纵观西方社会史学的发展，可见社会史研究对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以及由此带来诸多的意义，其中之一是为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带来新机。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展，中国史学也面临一个如何通过跨学科研究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科学化问题。我们用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观指导历史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的应用。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发展观，是对19世纪西方社会学及人类学理论进行批判总结的产物〔30〕。它在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史学的近代化产生极大的指导作用。现代中国史学，必须在马克思历史观的指导下，努力与当今最新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成果进行新的整合，加强史学的科学化建设。这是在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中所面临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