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确导向
    古为今用，即强调通过历史研究和著述来为现实服务的思想，作为史学的基本原则和目的之一出现较早。大致说来，当古人有了记述其祖先的生活、功绩，战争乃至自然界的变化和异常的需要时，就出现了古为今用的萌芽。正是这种萌芽促进了历史记载的开始、史书的产生和史学的出现。从此，它就始终与中国古代史学同步，日益发挥其作用。中国古代史学独树于世界史学之林，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确导向。
    孔子巳初步认识到历史的作用在于“告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这就把知古、识今和预见将来结合起来了。同时，孔子把“告往知来”与历史的连续性、内容记述的真实、作者的态度等联系起来加以认识。“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历史可知论构成了古为今用的理论前提。从“告往知来”出发，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因为讲怪、力、乱、神、既不能“告往”更不可能“知来”。孔子还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作史态度，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孔子“告往知来”的古为今用思想给后代以积极影响。
    司马迁自述其作《史记》的宗旨之一就是要“通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汉书》卷62《司马迁传》）并申明：“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 （《史记》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为此，他在《史记》中力求“善恶必书”，以便更真实地反映古代史和当代史，即使对史书中难以记述的皇帝也敢于直书。如他记述了汉代开国之君刘邦的不光彩之事；记述了汉武帝穷兵黩武，贪大喜功，重用酷吏，晚年迷信等重大失误，并指出武帝晚期社会局势之所以不稳定，就是当时的政策所致。为此，他又提出从盛世中观察其衰弱迹象的“为今用”观点。《史记》有“实录”美称，为后人推崇，与司马迁注重古为今用有密切关系。
    荀悦认为不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是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并宣称，《汉纪》的目的就是要“综往知来”，通过论载西汉一朝“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让统治者“有鉴乎此”。（《汉纪·目录》）从而明确提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是史书应达到的目的。因此，《汉纪》成为继《左传》之后，古代又一成功的编年体史书。
    刘知几认为，史家治史不应只区分善恶，劝善惩恶，史书是“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这就从理论上进一步密切了史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为了达到历史经国治世的目的，他认为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因此，他从记事无益于今用、叙事不简要、文辞浮华、歪曲事实等方面对有唐太宗参予修撰的《晋书》进行了大胆尖锐的批评。（参见《史通》之《论赞》、《杂说》）他又对他认为是孔子撰修过的《尚书》、《论语》、《春秋》、从记事不真、修史态度不足取、撰史评论缺章法等方面进行了“疑”、“惑”。（参见《史通》之《疑古》、《惑经》）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在古代史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司马光生当北宋中期，在严重的社会危机中，北宋朝野上下发出“求治”的呼声。司马光说：“史者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先，是故人君不可以不观史，善者可以为法，不善者可以为戒。”（《司马温公文集》卷8）他通过《资治通鉴》的编撰，具体“叙国家之盛衰，著生民之休戚”，“穷探治乱之迹”。果然，宋神宗评说《通鉴》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通鉴》从书名到内容都是古为今用的典范之一。
    袁枢针对《通鉴》篇幅过大，不便阅读，难以借鉴的毛病，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撰成《通鉴纪事本末》。宋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宋史》卷389《袁枢传》）由此可见是书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的程度。正是这种结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纪事本末新史体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