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自秦汉始，历朝严禁私人修史，并逐步建全了官方修史制度。如班固因在《史记后传》基础上编撰《汉书》，被人告发他私自改作国史，而被捕入狱，书稿也被抄走。东汉章帝、和帝时设立兰台、东观，已有明显的加强控制修史的趋向。北魏节闵帝时，设修史局，以谷纂、山伟主持修史事务，号监修国史，这已具封建政府设立专门修史机构--史馆的雏型。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馆，初具史馆规模。隋文帝开皇十三年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卷2《高祖下》）唐太宗贞观中“别置史馆于禁中”，“专掌国史”。（《唐六典》卷9《史馆》）设馆修史较好地适应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如皇帝可以直接干预当代史的记载内容，又可以通过史馆监修（多为宰相一类大官僚担任）加以具体控制。特别是史馆修史的“密为记注”、“秘其事”的记述方法，可以使统治阶级在编写史书时为所欲为，最大限度地为其所用。有鉴于此，设馆修史被历代沿用，并在五代由设馆修当代史发展为修前朝史，如后晋刘昫等编修的《旧唐书》。南宋在加强史馆的同时，多次禁行私史。绍兴十五年，秦桧“先禁私史，七月，又对帝言私史害正道”。十九年“禁私作野史，许人告”。（《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宁宗嘉泰二年，“禁行私史”。（《宋史》卷38《宁宗纪二》）设馆修史和禁行私史，作为互为依存的配套措施，延续至清亡才消失。
    此外，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史家均是朝廷官员，史官更不用说了。唐太宗设史馆于禁中，就是要“重其职而秘其事”。所谓“重其职”，就是要史官名利双收，唯皇帝意志是从；“秘其事”，可以使史官感到曲笔、讳饰、删削，纂改史事不是很难堪的事。而史馆监修要由“经术文雅，进德修业，出忠入孝，匡俗佐时，为朕宝臣”（《唐大诏令集》卷51）的宰相担任。由此可见，这些史家、史官和监修都有高官厚禄的既得利益要保护；并且，在史书修成，上奏皇帝后，还可加官进爵和受赏赐，如令孤德棻在贞观年间就因修史而多次迁官和赏赐。又在高宗永徽四年，“迁国子祭酒，以修贞观十三年以来实录功，赐物四百段，兼授崇文馆学士。寻又撰《高宗实录》三十卷，进爵为公”。（《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相反，如因修史惹祸，均为不容宽恕的罪过，这就使修史者在撰写历史的“敏感”部分时，不得不犹豫再三，甚至用牺牲历史的真实来求得“稳妥”。对于这种情况。清人王鸣盛直率地说：“世愈近，言愈隐，作史之良法也。”（《十七史商榷》卷40）把错误的方法当成“良法”而心安理得，可见封建政治及修史制度是多么严重地扭曲了史家、史官的人格和良知。
    再次，地主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封建史家的史学活动主要是为其小集团利益服务的。这就使他们难以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史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片面地使科学性完全从属于阶级性。在古为今用不突出的历史记载中，他们还能够尊重事实，进行比较客观的记载，也能通过排比、归纳历史材料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但在“为今用”与历史事实发生冲突时，他们就不惜采用歪曲、虚美和删削等方法来“为今用”，这是许多古代史书，特别是绝大多数“正史”的一大通病。如若我们深究这个“通病”，不难看出，封建史家对古为今用认识上的失误，是其重要的思想根源之一。
    一、封建统治阶级及史家、史官把古为今用狭隘地理解为只是“劝善戒恶”，并作为古为今用的主要目的。西晋范頵等评《三国志》：“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唐高祖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说：“史官记事，……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81）唐太宗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罪，足为将来规诫。”（《贞观政要》卷7 《文史》）刘知几说写史“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旧唐书》卷102《刘子玄传》）司马光“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诫者，为编年一书”（《资治通鉴进书表》）。清乾隆四十四年命编明神宗以后的朝臣奏疏，名为《明季奏疏》，乾隆说编此书要“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亦可垂示方来，永为殷鉴”。（《四库总目卷首》）就连一些史书对前朝的恶政劣绩进行记述，也主要是为了论证本王朝“受命于天”的合理性。正是这种狭隘理解，束缚了他们对古为今用多角度、多方面理解和运用的可能性，从而把历史著述自我封闭于树立“善恶”典型的人、事方面，告诫人们不要有稍许犯上作乱之心；统治者应从中汲取最有效的统治方法。史书在最大程度上局限于单一的为封建政治服务，而封建政治又多有不能留芳百世的内容，如皇帝的专横残暴、骄奢淫逸，权臣们的阴险狡诈，权力争夺的血雨腥风，官吏的残忍、贪婪、无耻和无能，地主阶级的腐朽等等，实在无法通过“实录”、“直书”来为今用，只好求助于曲笔、讳饰等以蒙混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