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各王朝，因政策变化或皇帝好恶的不同，删削和重修“实录”、“国史”更是随意进行，把历史真相弄得不明不白。南宋高宗绍兴八年，勾涛除史馆修撰。重修《哲宗实录》，帝谕之曰：“昭慈圣献皇后病革，朕流涕问所欲言，后怆然谓朕曰：‘吾逮事宣仁圣烈皇后，见其任贤使能，约已便民，忧勤宗社，疏远外家，古今母后无与为比。不幸奸邪罔上，史官蔡卞等同恶相济，造谤史以损圣德，谁不切齿！在天之灵亦或介介。其以笔属正臣，亟从删削，以信来世。’朕痛念遗训，未尝一日辄忘，今以命卿。”（《宋史》卷382《勾涛传》）由皇帝面授机宜，加以删削。
    《明史》对清先世的有关事迹忌讳甚深，在书中极力掩饰皇太极称帝以前的史实，隐讳女真、建州、金可汗等名号，坚持说清的祖先生在满州，从来就与明朝无从属关系。为此，在编修《明史》时大量删削明以前女真的历史和明朝设立建州卫的史实。使我们今天对建州地区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之甚少。《明史》还对南明的史实大肆歪曲、删削和销毁，只是对随从唐王和桂王的反清人士笼统地称赞他们尽忠守节的封建礼义道德，对汉族人民抗清斗争的具体情况及清人的残暴行为几乎不着一字。
    第三，为今用而妄加评论
    东汉建立后，封建专制主义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思想领域，谶纬与经学结合起来，孔子成为半人半神的预言家。为了顺应要求统一思想的形势，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评论司马迁编撰《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以蔽也”。为了达到为今用的目的，班固把思想精华当成了糟粕。
    五代政治形势变幻难测，王朝更迭频繁，为了巩固本王朝的统治地位，以杜绝他人的非分之念，后晋刘昫等人编撰《旧唐书》，大骂以周代唐的武则天“不道也甚矣，亦奸人妬妇之恒态也”（《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史臣曰》）。由于柳宗元、刘禹锡积极参与王叔文的政治改革，《旧唐书》作者评论二人：“逐臭市利，何狂妄之甚也。”（《旧唐书》卷135《王叔文传·史臣曰》）
    欧阳修、宋祁修撰的《新唐书》以贯彻《春秋》笔法而著称。所谓《春秋》笔法，即一切以统治阶级的官方立场和封建道德礼义规范为转移，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褒贬予夺的写史方法。欧、宋二人在书中评说唐顺宗时筹划政治改革的王叔文是“沾沾小人，窃天下柄，与阳虎取大弓，《春秋》书为盗无以异”。（《新唐书》）卷168《王叔文传赞》）他们又把改唐为周的武则天列入“本纪”， 目的在于“著其大恶而不隐软”。（《新唐书》卷4《则天顺圣武皇后本纪赞》）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多次利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如他在《资治通鉴》卷57评论东汉末年实行的“三互法”（即官僚任职的亲族和地区迥避的一种法令）说：“国将亡，必多制。”其用意是隐指王安石变法会增多制度，而制度多是亡国的象征。又如唐文宗时，吐蕃守将悉怛谋以维州城投降唐朝。当时宰相牛僧孺担心接受降人降地会招致吐蕃进犯关中，下令西川节度使李德裕把降人及维州城归还吐蕃，结果悉怛谋及全部降人都被吐蕃杀害。后来李德裕作了宰相，为表示当初不受降是错误的，特地褒加悉怛谋的官职。司马光对此事评论说：“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匹夫徇利而忘义犹耻也，况天子乎！……以是观之，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资治通鉴》卷247）为了反对王安石对西夏用兵，司马光不惜用借古讽今的手法，不顾历史的是非曲直妄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