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潮。所谓经世致用，即要求历史研究和著述不仅要与现实结合，而且要针对现实政治斗争需要，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法，有助于社会的进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章学诚等分别从史学理论和实践方面表现出他们重视古为今用的倾向。黄宗羲反对明人空洞浮虚的学风，鄙薄明人的“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的对现实巨变的麻木不仁的态度。顾炎武说：“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亭林诗文集》卷4《与人书八》）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读通鉴论》卷6）章学诚认为：“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由于对古为今用有如此明确的认识，他们都积极关心、参与现实，注重调查研究，通过古代史、当代史的研究，通过史学理论和历史评论来为今用，他们都取得了较高的成就。黄宗羲在参加反清复明斗争失败后，大力搜集南明史料，写成《行朝录》九种（《隆武纪年》、《赣州失事纪》、《绍武争立纪》、《鲁纪年》、《舟山兴废》、《日本乞师纪》、《四明山寨纪》、《永历纪年》、《沙定洲纪乱》）、《明文海》600卷，而《南雷文集》对明末忠烈多所表彰。顾炎武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辑录了《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又编著了《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著《永历实录》，专记那些参加过永历政权以及在西南地区坚持抗清的历史人物。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中，他采取评史与论政相结合的方法，对于“上下古今得失之效，制作轻重之原”，及历史上王朝“合离之势”、“变革之会”等等，进行认真分析，寻根究源，力求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为现实生活提供有效的借鉴。《文史通义》综合讨论文史理论问题，又侧重于史。章学诚在书中抨击和评论了当时学风流弊，世教民俗，以“经世致用”。可见后人对黄、顾、王、章的推崇还是事出有因的。
    综观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正确导向，不难看出，绵延不断的“二十四史”及上述各类史著，无不是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对古为今用有共识的结果。此外，古代史学讲究和强调“实录”，“直书”，注重历朝之通、一朝之通、典章制度之通，重视编撰内容上的“远略近详”和全面性等等，也是这个结果的一种反映。总起来看，中国古代史书数量多，类型多，有贡献的史学家多，史学思想和方法受到一定程度重视，等等，都是古代史家注重古为今用，并能将这一原则正确运用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和著述的必然结果，这是我们应当加以珍视的优秀文化遗产。
    二、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不良影响
    中国古代史学是植根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中的，古为今用作为古代史学的一种基本原则和目的，也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封建社会的腐朽性和落后性强制古为今用偏离方向，走向自己的反面，对古代史学产生着不良影响。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为今用而多曲笔、讳饰和虚美
    曲笔，即史家患得患失、不敢据事直书的一种笔法。讳饰，即史家隐讳史事的同时又加以修饰的一种写作方法。
    《春秋》一书，为维护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和以往的秩序，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创立一字褒贬法等，使史事难明。唐代刘知几论《春秋》是“不该讳而讳，当耻而不耻”。（《史通·惑经》）这种情况，《史记》也有。“司马迁对汉武帝尽管有所揭露，但多是委曲婉转的。”（白寿彝《史记新论》第70页）《史记》作为古代“实录”的代表作之一，尚且如此，其它史籍就更不用说了。《后汉书》作者范晔为了丑化更始帝，以表明他不是正统的君临天下者，写其即位时，群臣朝见，他却“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后汉书》卷11《刘玄刘盆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