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封建史家、史官不能正确处理历史真实与“为今用”的关系，以致在很多时候都是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来为今用。我们说，只有历史真实才能形成为今用的前提和基础。在中国古代，古为今用与历史记载必须真实长时期处于尖锐的矛盾状态中，结果总是因要为今用而出现的不良影响战胜历史真实的要求。古代“纪传体”史书中的“本纪”和“列传”普遍多曲笔、讳饰、回护、虚美等，其他的一些官修或私修的史书也多肆意对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并往往是大家都知某事不真也照书不误。反之，对一些不利于封建政治的历史事件讳莫如深，以致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至今仍难寻蛛丝马迹。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正是“为今用”不良影响的集中表现。对这个尖锐矛盾，就连有不少有真知灼见的史学家也在劫难逃。如刘知几《史通》中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要强调“实录”、“直书”。在《史通》中，他写了《疑古》、《惑经》、《忤时》、《论赞》等大胆尖锐的批评文章，不仅对圣人孔子以及他认为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论语》、《春秋》、《尚书》进行了批驳，而且还对唐初所修几部“正史”与“设馆修史”提出了批评，表现出他追求历史真实的胆识和勇气。但是，他又公开提出：“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史通·曲笔》）“君子所书，君父是党，虽事乖正直，而理合名教。”（《史通·惑经》）从刘知几思想深处无法克服的矛盾可以看出为适应封建政治和“名教”的“为今用”而不顾历史真实，乃是封建史学无法治愈的痼疾之一。
    最后，史书编撰总是受资料来源制约的，特别是“正史”往往是以前朝所修起居注、实录、国史或已成史书为基本和主要材料来源，而这些材料往往因慑于当时政治形势、皇帝威权以及其它诸多原因，而出现曲笔、讳饰、虚美、纂改等，而后代编史者在有意无意中加以保留。如“《陈书》于武帝之进公爵，封十郡，加九锡，进王爵，封二十郡，建天子旌旗，以及梁帝禅位于逊别宫，陈武奉梁主为江阴王，行梁正朔，次年江阴王薨，丧葬如礼，一一特书，绝不见有逼夺之迹。此固仿照前史格式，当时国史本是如此，姚察父子固不能特变其体也”（《廿二史札记·陈书多避讳》）。“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迴护。观旧（唐）书迥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同上书《旧唐书全用实录国史旧本》）
    正是上述四点原因交互作用，使古为今用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不良影响不是逐步减少并被克服，而是日趋泛滥，到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更为突出，政治日益黑暗，地主阶级的腐朽没落的本质特征暴露无遗，他们对“古为今用”百般挑剔，小题大作，如清初的庄廷{K1C804.JPG}《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等等。又如在编修《四库全书》时更是大量销毁，删改古书，其中明末清初人的史书又是重点，甚至经康熙“御批”过的《通鉴纲目续编》，也因被认为记述辽金史事的评论有误，而在乾隆时下令挖改。学术与政治，阶级关系同民族关系被人为地交织在一起，造成了秦汉以来古为今用不良影响的恶性爆发，同时也预示了封建社会穷途末路的来临。由此而论，封建政治的黑暗、地主阶级腐朽没落的本质特征，起了产生不良影响的主导作用，并贯穿以上几点原因之中。
    我们只有对古今中外的“古为今用”的实践与理论加以认真地分析与总结，特别是有批判有继承地把历史经验与经典作家对“古为今用”的认识有机结合起来，避免前人走过的弯路，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古为今用”原则，即科学地旗帜鲜明地运用历史学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服务，开创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新局面。这就是本文试图达到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