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古代各王朝交替之事，史家更是公开曲笔，讳饰。在儒家古史系统中，尧之被囚，舜死野外，启杀益等等，都被冠以“禅让”的美称。其它如《三国志》记汉献帝让位曹丕，《宋书》记晋宋帝位的转换，《旧唐书》记唐高祖传位唐太宗，唐睿宗让位唐玄宗等等，都存在一些有意歪曲历史真相的记载。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经过史家的曲笔、讳饰变成了一种互相谦让、和平友好的权力交接仪式，历史真相被蒙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并由此形成一种固定的写作模式。清代赵翼指出：“《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至于弑君弑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戒，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迴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廿二史札记·三国志多回护》）
    虚美，即缺乏事实依据的随便推崇称颂历史人物的一种写史方法。这在古代史书中屡见不鲜。萧子显《南齐书》不仅为其祖父萧道成作“本纪”时，极尽回护，颂扬之能事。又在为其父亲豫章王萧嶷作传时，肆意把传文铺张到七千来字，成为古代史书中少见的个人长篇传纪，其中又多是些无聊的褒美颂善。姚恩廉在《陈书》中为其父亲姚察单列一传，传文长达三千余字，夸张虚美之词，多处可见。此外，在众多的“正史”中，对于各朝开国皇帝、中兴之主，作者更是大肆渲染“紫云瑞气”一类怪诞的天人感应的东西，来证明王朝的“正统”地位以及君主的合法统治权利。
    史书内容的这种不合理，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批驳。唐代刘知几对此概括说：“史之不直，代有其书。”（《史通·曲笔》）“如班固之深排贾谊，范晔之虚美隗嚣。陈寿谓诸葛不逮管、萧、魏收称马朱可方伊、霍，或言伤其实，或拟非其伦。”（《史通·论赞》）他又在《史通·惑经》中批评司马迁、左邱明、孟子和班固对《春秋》一书“谈过其实”的虚美五事。郑樵指出：“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似此之类，历世有之。”（《通志·总序》）刘，郑二人指出曲笔、讳饰、虚美是各封建王朝编撰史书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又是歪曲运用古为今用的产物，还是有批判意味和眼光的。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曾指出《三国志》多迴护，《陈书》多避讳，《魏书》多曲笔，并列举了《宋史》、《元史》之迥护处及《金史》之避讳处。尤可见到曲笔、讳饰、虚美在纪传体“正史”中的泛滥情况。
    第二，为今用而删削史实
    古代史书中对皇帝的劣行败绩，达官贵人的阴险狡诈、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和广大劳动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往往大加删削，以尽可能地减少其在史书中的不利影响。如唐初，为争夺最高统治权力，唐太宗兄弟互相残杀，接着唐太宗又逼高祖让位。为了使这件事不致给后代留下因争权而使李家皇朝从内部瓦解的恶果，唐太宗以“欲以为鉴诫”（《贞观政要》卷7《文史》）为理由，多次观看有关记述这一段历史的“实录”、“国史”。这样，在有关记载中，唐太宗以庶代嫡、以子逼父的内容消失了。反之，却把唐高祖说得昏庸无能，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写得十分残暴荒淫。又如唐玄宗在除掉太平公主集团后，又逼迫其父唐睿宗让位，而《旧唐书》却把这件事记述得与古代禅让一模一样，而事实真相却被删削几尽，人为地造成重大历史事件的空白点。
    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的主要目的之一在“正乱君”。因此，他主观武断地删去许多重要史实，尤其是经济、文化和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内容，只把《司天考》和《职方考》作为附笔保留下来，而把记述重点摆在与封建道德密切相关的人和事上，以此作为加强宋王朝统治的一种手段，这就自我缩小了内容范围，造成了难以反映五代概貌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