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为今用而割裂史书和使史书难以完成
    唐玄宗为尊崇道教，特命把原在《史记》列传第三的“老子庄周”与申不害韩非割裂开来，摆在显眼的列传第一“伯夷列传”中，形成“伯夷、老子、庄周”三人为一卷的格式（见开明书店《二十五史》，1934年版，《史记·伯夷列传》“考证条”）。我们知道，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摆在《史书》列传之首，使之具有列传“总论”的性质，显示出其独具匠心的安排。而为了今用对“传”进行割裂和组合，就会失去作者的本意。《三国志》在《隋书·经籍志》中列入“正史”类，而五代编修的《旧唐书·经籍志》却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其中“魏志”列入“正史”，以体现曹魏政权的正统合法地位：“蜀志”和“吴志”附于“编年”类中“伪国史”目。可见刘昫等人为了证明后晋王朝的正统地位算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新唐书》为了显扬武则天的“盗国大恶”，除为武则天专立“本纪”，又使之在“后妃传”中占一席之位，以表明她原本是“后妃”的本来面目，进一步证明她改唐为周、自称皇帝是不能饶恕的罪过。一人之事分在两处，无端地增加读史的困难。
    元修“宋辽金”三史，有人主张以“宋史”来统括三朝史事，把辽、金史列入“载记”；有人认为宋不是正统，辽金不应从属宋史，应以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元文类》卷45《辨辽宋金正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使修史工作难以取得进展，最后只好把三朝分别独立成书，都得到正统地位。经过这番周折，《宋史》于1345年修成，已与1279年第一次修“宋史”相隔近七十年；《辽史》、《金史》于1344年修成，已与元世祖1261年下诏修二史，相距八十多年了。“三史”对行将灭亡的元统治者已没有多大的借鉴价值了。清朝在顺治二年（1645）设明史馆，前后费时九十五年，于乾隆四年（1739）才定稿。可是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又由乾隆帝“亲阅鉴定，重刊颁行”（王先谦《东华录》），才成为现今通行的《明史》。正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所编史书适合于本朝的政治需要，不惜一再改动，不怕修史工作拖拉百多年，实在是封建社会末期地主阶级本质上极度虚弱的一种反映。
    三、古为今用导致不良影响的原因分析
    史学、史书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特殊功用，如前朝史对王朝盛衰兴亡和统治经验的总结，对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等等，都有鉴古知今的作用。又如专记当代史实的“实录”、“国史”等，其内容关于“人君善恶，国政损益”，对封建皇帝和达官贵人有着重要的鉴戒作用。正是史书具有的与现实紧密联系的特殊功用，引起各朝统治者高度重视，他们运用政治权力和采用各种方法来干扰修史工作，从政治、修史制度、学术等方面施加影响，加剧了古为今用在史书中的不良影响。此外，封建史家认识上的失误、史料来源的缺陷等也是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首先，封建皇帝以个人好恶为判定史书的标准，实行颠倒的赏罚政策，对古代史学中的不良影响起了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史通·曲笔》）“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史通·直书》）中国古代从禁毁不合“今用”的史书到残害和消灭史家的肉体，各种方法无奇不有。秦朝规定：“史官非秦纪皆烧之。……以古非今者族。”（《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司马迁生前受腐刑，死后也为统治阶级所愤恨。东汉末年王允杀蔡邕时宣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后汉书》卷60下《蔡邕传》）魏明帝曾对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三国志》卷13《王朗传》）北魏崔浩因所修国史直书拓跋先世的隐秘之事，被诛灭三族，受牵连而死者达一百二十多人。南宋绍兴二十年，“曹泳告李光子孟坚省记光所作私史，狱成，光窜已久，诏永不检举；孟坚编置峡州；朝士连坐者八人，皆落职贬秩；胡寅窜新州。泳由是骤用。”（《宋史》卷473《奸臣三·秦桧传》）清康熙年间的“庄廷{K1C804.JPG}史案”，因株连而死者七十多人，充军者百余人。清代编修《四库全书》时，禁毁书籍特多，史书首当其冲。封建皇帝的文化高压政策把“古为今用”强制上邪路，使史家、史官在编修史书时战战兢兢。韩愈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文苑英华》卷690《与李秀才论史书》）反过来，“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史通·直书》）又，南宋绍兴十一年，“秦桧上《微宗实录》，进修撰以下各一官。”（《宋史》卷29《高卷纪六》）理宗景定四年，“宰执进《玉牒》、《日历》、《会要》、《经武要略》及《微宗长编》、《宁宗实录》，诏贾似道以下官两转。”（《宋史》卷45《理宗纪五》）这种状况无疑只会使古代史书中的不良影响有增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