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方社会史学发展中的大众化问题
    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已开始把史学视为一门科学，一门与自然科学同样的科学。但自19世纪末以来这种观点受到英、德等国学者的批判。一些历史学家力图证明史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形式〔31〕。通过这种批判，至少反映出这样一种意义，即反对在追求史学科学化的过程中，无视甚至试图取消史学做为人文科学所具特殊性等错误倾向。
    史学研究的大众化倾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即一，在研究内容上，日益注重对广大普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研究；二，在表现形式上，保持大众可以接受的风格；三，在发展趋势上，要以社会需求形式表现出来的大众思想为根据，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这几点归结起来，取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征。现代社会是大众参与的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与大众化，普通大众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加强。对此，梁启超早已指出：“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32〕现代社会日益表现为一种多元化格局，社会是由大多数人参与，而不再是由少数人垄断把持的社会。科学的发展也受到此社会特征的制约。大众即使无由直接参与科学研究，但也强烈要求对科学成果的分享机会。尤其是史学原本具有的文学性，使之始终同大众的求知欲与文化消费要求密切相关。因此史学的发展不得不受到来自大众方面的制约，要求它在研究内容、表现形式以至发展趋势诸方面，同普通大众保持适度协调。这在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尤为明显。
    史学在近代以来的大众化趋势，可由史学固有的文学性特征中抽引出某些端绪，而这又与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做为人文学科所培养起的久远传统相关。人类做为一种理性动物，自产生之日始，就萌发一种认识自身、社会及世界的强烈愿望。最初，人们试图借助神话、传说或故事的形式，对人类、社会及世界从认识上给予解释。进一步有史学的产生。史学较之传诸口头的神话、传说或故事，已具有文字记载的规范形式，它以记叙为主要职能。但记叙本身已构成一种解释，即对于曾经存在过的人物或事件，从时间序列上加以描述。这种描述构成一种追忆，而追忆是对存在过程的一种解释形式。西方现代史家丹托也指出，历史事件只有根据某种描述才能为人们所认识，而描述本身就体现了一种解释。后来费恩对此做了进一步阐述〔33〕。所以，虽然史学长期以记叙为主要职能，但不能因此否认其所具的解释功能。由于早期的史书记载包含有大量的神话、传说及故事等，所以，它既具有神话、传说及故事等被用来认识理解人类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功能，又同它们一样具有浓厚的文学性，因而亦本来具有易于为普通大众接受的属性。当近代以来史学自觉地把普通大众列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时，必然同时也更加密切了同普通大众的联系，也更为普通大众所需要。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史家的下述转变倾向有关，即他们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那些人类活动领域，其中首先包括社会下层或广大劳动者阶层的历史活动〔34〕。西方社会史的这种研究取向，反映了“本世纪西方社会的世俗化进一步发展，普通人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影响作用日益明朗与强化的社会氛围。”〔35〕与此相关，在有关西方社会史定义的各种观点中，有些则直接把下层人民概念纳入定义的表述中〔36〕。总之，近代的史学发展，日益通过社会史研究显示出大众化特征。在此过程中，史学原有的文学性并未因此消失。由于文学性本来与大众化密切相关，因而它依附于大众化特征中，并通过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在某些方面应该有所加强。
    自19世纪兰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开始，由于史学的“科学化”，已在使史学同文学之间划开界限。后来的年鉴派在极力追求史学科学化的目的下，进一步削弱其文学性。如在年鉴派看来，叙事史学是一种非科学的、观念上具象的战略；历史研究要变成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把它根除〔37〕。可见在追求史学的科学化与削弱其文学性方面，年鉴派比兰克走得更远，做得也更彻底。如前所言，由于文学性与大众化密切相关，因而削弱史学的文学性，必然使大众化受到影响。但这是同近代史学的大众化发展趋势相矛盾的，因而它必然会在史学的发展中造成困难。因为史学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固然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而使自己科学化，但在表述形式及总的发展趋势方面，不能不受到来自社会大众方面日益强化的影响和制约。所以在史学科学化的同时，与史学大众化密切相关的文学性问题，始终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况且这又涉及到，史学做为一门人文学科，究竟应同科学之间保持什么样关系的问题。总之，综观近代史学的发展，实际上已提出究竟是什么是构成史学的学科特征以及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什么的问题。此问题可概括为史学发展中的科学化与大众化关系问题。
    由于年鉴派片面追求科学化，忽略了大众化，结果在把史学推向科学化极端的同时，导致史学研究的高度理论化与抽象化，出现史学研究成为只有少数“选民能进入史学的殿堂，史学有变成一门秘传的、封闭的学科的危险”〔38〕。即谓史学已失去普通大众。年鉴派本因反对传统史学把研究对象集中于政治事件与精英人物，故而主张对普通大众的研究。他们认为：“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杰出的历史人物，更要研究普通人类。当历史凌驾于普通人类之上，只研究少数人和少数事件时，这种研究就绝不是真实的。”〔39〕这种以普通大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总体史观无疑是对的，但却最终导致抽象化极端。他们提出：“集团史还是个人史？结构史还是事件史？经济社会史还是政治史？”〔40〕即强调史学应以宏观的整体研究为目标。但年鉴派却沿着这个方向把史学研究内容极度抽象化，结果使“栩栩如生的人物、有声有色的事件被经济发展、人口曲线、社会结构变化、生活环境取代了。即使有人出现，也不是具体的人，而是抽象的群体。总之这样的‘历史学忘记了人、事件和政治诸方面’，成了‘没有人的历史学’”〔41〕。即谓此主张从宏观上和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却是抽去人类社会具体活动内容的数理分析模式。所以，史学的科学化是以其丧失自身的人文化为代价的，最终将导致史学的人文化特征被数理化分析所取代的结果。于是有人起而反对，要求“从非人格化历史进程研究转向对人类活动者的研究。‘如果社会科学曾假设人类关系体的客观存在，那么现在则需要从构成这个关系体的妇女、男人和儿童的角度来研究社会与文化世界。’这就是说，要优先研究源自非常具体的、微观历史背景中的客观意义上的社会史”〔42〕。即要求史学研究应以具体的人的活动为基点，并反对宏观总体研究所致抽象化偏颇。年鉴派史学最为人所诟病的，是它过多使用计量方法，致使“图表和数学公式充斥历史著作，其结果是普通读者，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无法读懂这些著作。史学著作的销量越来越少，通常只有图书馆购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些新史学家们在自己狭小的圈子里自言自语’”〔43〕。即这种极端科学化的偏向，在使史学著作丧失人文性特征的同时，也失去众多读者。而史学失去读者，也就等于失去社会效应，这对史学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受年鉴派影响而兴起于70年代的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其代表人物霍布斯鲍姆针对前者所面临这些问题，如史著中缺少人物事件，过多的统计数字，越来越失去读者等等，有意通过自己的研究实践给予解决。他在史著中努力兼顾个别与一般，结构分析与个别叙事间的关系，反对过多使用计量方法等等。这使其著作在科学性与可读性的结合方面，取得一定成功〔44〕。又如在美国，自60年代中期提出要研究“自下而上”的史学口号，一反精英史观的影响，把目光转向历史中的普通大众。但由于其研究日趋专门化，有的还使用大量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使业余读者很难理解，结果造成专业史学脱离普通大众的现象，使昔日历史著作接近群众拥有大量业余读者的特点丧失。对此，80年代初开始，美国一些著名史学家纷纷要求克服历史研究中过分专门化的弊病〔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