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颁行法规章程，对实业进行指导与保护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法制经济，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条例、章程等的规范与约束，社会经济就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在中外炮战、商战中的屡屡失败，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停滞，使清朝统治者内部稍有政治远见的人，开始感觉法律、法规等对振兴实业、富国强兵的重要性。1901年8月，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其联合奏折中提出了制订商律的主张，在刘、张等封疆大吏的影响下，光绪于1903年4月谕令载振、袁世凯、伍廷芳等拟订商律，作为则例。9月，商部成立之后，进一步加快各类法规、条例的制定。从1902年到1911年，清政府拟订的经济法律、法规、章程、则例、办法等，约有62项[7]。下面就几个重要的综合性、行业性法规的主要内容予以介绍，并分析这些法律章程对振兴实业所起的作用。
    综合性法规以《商人通例》、《公司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破产律》较为重要。1904年1月，《商人通例》和《公司律》获准颁行。《商人通例》共9条，规定了商人的身份、权利与经商规则。第6至8条，规定要有流水账，往来账，账目及贸易信件须保存10年等，这些是对商人经商最基本的要求。第3、4条则规定了商人的妻女，“能自主贸易者，均可为商”，如妻已改嫁，只要原夫“允准”，也“可为商”[8]。这些是有关商人继承权的规定，可以免去商人的后顾之忧，从而踊跃投资兴办实业。
    《公司律》共11节131条，对公司的分类，创办呈报方法，股东的职责，董事、查账人的条件，董事、股东会议的召开，账目的结算，章程的修订，公司的停闭、惩罚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这些不仅对商办公司的创设具有指导作用，而且注意了对股东权利和商办公司的保护。如第17条规定，创办人不得私自隐匿非分利益，“以欺众股东”，否则一经查出，“追缴所得原数”，并予以惩罚。该律不仅对股东的管理权做了明确规定，还列明了股东的监督、控告权。如股东有议决重大事项的权利，有查阅公司账目、书函的权利，有“赴商部禀控核办”的权利[9]。
    1904年6月，商部颁行的《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共28条，主要规定了商标的制作、注册、专用年限、转售、注销、维护、注册费用等。其中第19条规定：“有侵害商标之专用权者，准商标主控告查明责令赔偿。”第21条规定，对摹造并贩卖他人注册商标，使用、贩卖摹造商标的商品等，“罚以一年之内以监禁及三百两以下之罚款”[10]。该章程通过对商标专用权的维护，起到保护商人经济利益的作用。
    1906年4月商部奏定颁布的《破产律》共9节69条，主要就商人破产后，有关呈报、清资、核账、分产、偿限、销案等事项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注意保护因亏折、意外事故而破产的商人利益。第31条规定，自宣告破产之日起，对商人所欠债务“均免算利息”；第39条规定，破产者的欠户如果躲避或拖延不还，“由商会报官追缴”。第45、46、48条规定分配破产者财产“不得涉及”一年前已与破产者分家的兄弟侄暨妻并代理人，同时，也维护他们在司法上应受到的公正待遇。第5条规定，商人呈报破产后，可由保人具结，“在外听候传唤”。第24条规定，召开债主会议时，“许破产者在场听议，如有与己损害之事，准其申诉，听凭公断”[11]。
    行业性法规中，制订较早的有《矿务暂行章程》（1904年）、《重订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等。《矿务暂行章程》共38条，该章程在保障外国资本已经获取矿权的同时，对其做了某些限制，对华商则有一定体恤。如第34、35条规定了矿产的出井、出口税则，“出井视品类之贵贱以别税则之重轻”，出口关税仍照税关章程征收，“纳此税后，其内地厘卡概不重征”[12]。对各地违章行为，商部均予制止。同时考虑到商人投资开矿的风气初开，“正宜因势利导”，且面临洋煤倾销的市场压力，“洋煤之税既轻，华商之力又薄，相形之下不足抵制”，1905年，商部为维护部颁章程，上奏获准“无论所属矿地禀请开办”，在该部定章先后，均“不得于奏定章程完纳出井出口税外别有征收，以恤商艰而昭定制”[13]。
    《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共24条，规定了铁路的申办、买地、审批、集股、借款、勘路、轨距、聘用专家、争讼、填报、订立合同、任务、运价等。章程有益于消除筑路障碍、自主经营公司、鼓励民间投资、保护公司利益。如第4条，要求地方官对铁路经过地区先行晓谕，“俾众周知，不得故意抗玩”，对公司筑路所购土地要估定“公平价值”。第8条指出，地方官对各类公司“均应一体保护”，但“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第17条，地方官对华人公司遇有争执，遇有妨碍公司利益事时，要“持平判断”[14]，否则公司可向商部具呈核办。
    《改良茶叶章程》共8条，对茶树培种、水土保持、锄草犁土、配施肥料、防寒护树、采摘茶叶、晒制焙制、保持洁净做了详细规定，对茶商经营茶叶、茶农种植茶树具有指导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该章程注意引导茶农保护茶叶的再生产，提高与外商竞争的商品意识。第1、6条提出，“采茶叶不可连枝干全行摘去”，要“略留嫩枝使其次年增长”。第7、8条指出，为使茶味香佳，焙茶时须提选“无烟无味”的木炭，在采烘过程中，房厂人工以及制茶器具等要“备极洁净”，“以保华茶声名”[15]。
    此外，清廷要求各省也制定一些保护性的章程。华商出洋贸易者不下百数十万人，成为侨商。他们回到内地往往受到勒索与欺凌。为了吸引侨商资本，商部上奏请光绪颁布谕旨，要求沿海各省督抚“一律妥定章程”[16]，以切实保护侨商。在以往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束缚下，富人视经营工商为畏途，鲜有投资工商兴办实业之举，民间兴办实业往往受到本国官府的盘剥和外国商人的排挤。上述法律章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们经营实业的顾虑，提供申办、经营实业的程式，约束地方官府的勒索，保护华商的经济、司法权益，鼓励工商业者的投资热情，从而有利于实业的兴办。1905年以后掀起的商办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第二次高潮，每年新投资本在1500万元以上[17]。应该说，这与清政府制定与颁行经济法规干预经济有相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