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部成立后，同样把设立实业学堂，培养专门人才，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其保惠司分管商务学堂。以后，农工商部总辖各省农工商学堂，其农务司统辖京外各农务学堂并兼管部农事试验场；工务司统辖京外各工艺制造、矿务学堂，并兼管部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商务司统辖京外各商务学堂。邮传部则统辖并考核该部各学堂，如上海实业学堂与铁路、商船、电报、邮政各学堂。商部（农工商部）不仅开设直接归部属的实业学堂，还通饬各地地方官，要求各级农会开办实业学堂，邮传部的铁路总局则要求各路局开办学堂。农工商部1907年奏定的《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在设立农务总会的省城“应设农业学堂一所，农事试验场一区，造就人才，分任地方农务”；在“分会分所地方应设农事半日学堂一区，农事演说会场一所，招集附近农民，授以农学大意，以开风气”[38]。1909年，邮传部铁路总局令各路局设立工匠夜学所。在各处机厂内择一教中文、一教外文者为教长，向工人讲授中外文的“粗浅应酬语言，如厂内、日内各种材料器件”的名称，要求“学问贵有实益”[39]。农事半日学堂、工匠夜学所这类学校的设立，多少有益于对农民、工人进行普及科学文化的业余教育。
    宣统年间，鉴于各地兴办实业学堂较多，筹款渠道不一，提学司管理不力，为加强对实业学堂的统一管理，学部札令各省提学司对实业学堂进行整顿。规定实业学堂的等级、种类、科别与申报程序，分高、中、初3等，农、工、商3种，每种又分若干学科，每设一所学堂须先将课程办法报学部核定。并结合当地特点，发挥地区优势，同时考虑各地全面发展的需要，补充当地所缺门类。对师资则特别注意其知识的专门化，要求各省在办学之前，开办实业教员讲习所，并官费派遣留学生专门学习农工格致等课程，以充当“实业预备教员”[40]。据统计，到1911年，各省所设工业学堂29处，艺徒学堂82处[28]。1909年，全国共有高等农业学堂5所、中等农业学堂31所、初等农业学堂75所，合计共111所。到辛亥革命前夕，全国大约有农业学堂250所左右。1909年，在各类农业学堂上学的学生共有6028人[41]。可见，各类实业学堂为我国培养了一批实业人才。
    清廷还采取鼓励留学生学习实学专科的政策。1901年，光绪谕令各省督抚派德才兼备者出洋，学习“一切专门艺学”，各省发给经费，并鼓励自费留学，令出使大臣对自费留学生“随时照料”，自费生回国，与官费生“一体考验奖励，均候旨分别赏给进士举人”。1905年光绪再次颁旨，提出“所有派出之学生皆应讲求实学专科，以期致用”，鉴于留学日本的较多，要求“再多派学生分赴欧美”[42]。宣统年间，还几次对学习专门实学的回国留学生赏给农、工、商科的进士、举人[43]。
    除开办实业学校，外派留学生学习实学外，清政府在农业、工业生产领域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进行实验研究，改进工艺，促进实业进步。1908年，光绪针对纱布进口日益增多，民间纺织渐至失业，中国利权上溢，责令农工商部“详细考查各国棉花种类、种植成法，分别采择编集图说”，要求各省督抚要“督率认真提倡，设法改良”[44]。1909年，农工商部设立了工业试验所，检验原料，审查商品，“以期发明新法，为工业进步之机”[45]。新政时期，各地开办了农林讲习所、京师蚕业讲习所、茶务讲习所、农事试验场、工业试验所、化分矿质局、工商研究会等，这些所、场、局、会的活动，有助于普及与传播各种科学技术与实业知识，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工商实业的振兴与发展。
    综上所述，清廷在新政时期推行了建立与健全中央、地方各级管理机构，制订与颁行综合性、行业性法律法规，组建与利用农、工、商、交通各业会社，施行与举办奖励、展览，开设与办理实业学堂、外派留学、试验场所诸措施，大体上实行了提倡、引导、鼓励、保护发展实业的政策，这无疑是清王朝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新经济举措。尽管上述振兴实业的政策与措施，融合国情与切实贯彻均不充分，而且前期实行较为有力，后期有所倒退逆转；但是，它毕竟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推进我国近代资本主义化的一次重要起步。当然，由于它是清政府挽救自身危亡的举措，因而，政策本身的资本主义倾向，终究要受到清朝封建统治者阶级利益与政治要求的制约；同时，帝国主义也不允许中国走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正是英、德、法、美四国以借款为诱饵，胁迫清政府将铁路收归国有，激化了清政府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新政振兴实业的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收稿日期]199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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