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举行各种活动，激励投资实业与改良工艺
    国家干预经济，还可以通过引入激励、创新、竞争精神，推行优惠税收政策等，用来对某些经济部门或领域进行鼓励。新政时期，清政府实行的奖励实业政策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为了吸引资金兴办实业，对投资者予以奖励。1903年，商部在《奖励公司章程》中，对集股50万元至5000万元以上兴办公司者，分10等给予顾问官、议员，加授顶戴并赐给牌、匾，准子孙世袭议员等奖励。由于中国商力薄弱，1907年的《改订奖励公司章程》将原有授奖由原来的50万元至5000万元以上，降为20万元至2000万元以上。同时还颁布了《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以鼓励国内巨富和海外侨商投资兴办实业。该章程以资本大小和工人多寡，将奖励分14等，对资本在2000万元以上至10万元以上者，分别授以不同等爵衔，并加花翎、顶戴。仅隔一月，农工商部在上奏中又进一步降低奖赏标准，规定“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著有实效者”[25]，发给七、八、九品三等奖牌。新政时期，因集股兴办实业，且所集股额在20万元以上，40万元以下者，在获奖者中相对较多。
    其二，对生产与工艺方面的奖励。包括对新式工业、交通运输业、农业和对传统手工业、农业的奖励，特别强调对“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造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26]的项目予以奖励。1906年制订的《奖给商勋章程》规定，设五等商勋。对尚不够授予五等商勋的官营手工业制品厂家授予匾额，对个体手工业工匠则颁给奖牌。1910年1月拟订的《奖励棉业章程》，对创种、改种棉花，收获丰硕的植棉公司、独资农场、个体农户，根据“收棉优劣多寡”，分别授予五等奖。章程还提出，对“能仿造轧花、弹棉、纺纱、织布各项手机，运用灵便，不逊洋制者”授奖[23]。虽然获此类奖者较因集股、投资获奖者为少，但对提倡近代工业、创新工艺具有导向作用。
    对生产与工艺方面的奖励往往与举办展览、赛会相结合。1906年，商部改为农工商部时，下设京师劝工陈列所，目的是“提倡工艺”、“振兴工业”。该所展览物品包括天产、工艺两类。对陈列的自制物品，如“系独出心裁，创制新法新式，足以提倡土货抵制洋货者”，该部按等级“发给商勋以资奖励”。对收到与售出的物品，“随时登入报章，俾供众览”[27]。这些展品对全国工艺品的制造与改良，起到示范与借鉴的作用。到1911年，全国共设劝工陈列所和商品陈列所13处[28]。
    为了扩大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的销路，汲取外国同类产品的长处，改良我国的工艺，清政府提倡商人经营农业、园艺、林业、水产、化学、工艺、机器、教育、卫生及美术、学生手工等物品的生产，参加国际赛会，即国际商品博览会。由于该会评奖着重货物，且通常由厂家携货自赛，清政府强调“及时劝立工厂”，并规定参展货物一律免税。为了掌握国际市场商情，并“以词理争胜”，还提倡商民“广习”外语[29]。新政时期，我国商人曾多次参加国际博览会。其中，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获得4项卓绝奖、58项超等奖、79项优等奖、65项金牌奖、60项银牌奖、17项铜牌奖和6项纪念奖[30]。
    清廷派大臣参加各国博览会，大臣带回各国举办博览会的成例，农工商部在国内也倡导举办展览会。1909年，在武昌曾举办物品展览会。1910年，在南京举办了南洋劝业会。此次会前，各省会、商埠分别设立出品协会，并联合绅商学界设立协赞会，“罗致新奇”赛品，免税参展，唯售出者“接值抽税”。清政府派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张人骏担任会长，分管筹备与展出事宜，后来又派杨士琦任劝业会审查总长。由他挑选学有专长，精于鉴别者，对参展物品分类评核，然后由农工商部“发给凭照标牌”[31]。此次参展物品达10万余件，在国际上引起关注，美、德、日等国的实业团体均前来观览。可以说，南洋劝业会已是我国全国商品博览会的雏形。通过物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起到了荟萃观摩，改良竞进，劝励农工，推广商业的作用。
    上述奖项基本上是虚的官衔、空的爵位，还有顶戴、花翎、匾额、奖牌等，即以荣誉奖为主。这当然与江河日下的清王朝经济实力空虚有关。即使如此，由于中国古代社会传统的重本抑末、崇官贱商、求名弃利等思想的惯性延续，当时的商民仍视上述奖项为殊荣。因而，这些荣誉奖也起到了鼓励吸引投资，激励革新工艺的作用。
    五、兴办整顿实业学堂、引进传播科技知识
    建立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学校，振兴教育，提倡科学技术，是国家振兴实业的基础措施。在帝国主义侵略步步加深，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势下，清朝统治者也意识到改革教育、提倡科学的重要。光绪在其谕旨中曾指出，“方今时局多艰储才为急，朝廷以日昌科学为急务”[32]。改革教育，造就人才，是清末新政重要内容之一，清廷视其为当务之急。兴建实业学堂，推行实业教育，又是振兴实业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实业教育不独是教育改革，也是振兴实业的重要举措。
    1901年，光绪下兴学诏指出，“人才为庶政之本”，为改变士子所学空疏无用、浮薄寡实的状况，将省城所有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设中学堂，各州县设小学堂，要求培养学生“博通时务，讲求实用”[33]。从此，废除了中国古老的书院制度，开始在全国推行新式学堂制度。起初学堂与科举并存，1903年，光绪谕令从1906年开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逐科递减，待各省学堂办齐且有成效，即停止科举。1905年，光绪采纳袁世凯“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34]的奏议，决定从1906年起，所有乡会试和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这标志着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同年，为了加强对各地学堂的管理，增设了专门的职能机构学部。学部强调，“实业教育为今日之急务”[35]。该部提出的5点教育宗旨中，“尚实”是其中之一，即“务讲求农工商各科实业”[36]。学部下设5司中，也有实业司分管“各种实业学堂之设立、维持、教课规程、设备规则及关于管理员、教员、学生等一切事务”[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