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骕的史学思想
    马骕和前代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以“述而不作”为口实，以“考信于六艺”为目的，极力网罗旧闻，毕生致力于史料的编辑、整理与考证。他本着“为圣贤立言“的原则，就很多历史史实发表了大量的精辟见解。在一定程度上，他的治史方式，代表着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主流。综观马骕一生的治史道路，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倾向，即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透露着不分章记、不随经，以经为史、通经以致史的史学思想信息。
    马骕早期的著作《左传事纬》即是一部半经半史的著作。他显然是抱着发挥经传的目的来写作此书的，这从《左氏辩例》与正文之后的史论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左氏辩例》旨在为古文经争胜，其中也不乏独到之处。但其主要的目的，乃在于“春秋大义”的发掘和“春秋笔法”的考证，《四库全书》因之将其归于经部的春秋类。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左传事纬》一书的史学倾向，其一，马骕在编纂此书时，舍公羊、谷梁和胡传而不问，独赏《左传》，足以体现其史的态度；其二，马骕以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虽然有习经之目的，但他使用的却是治史的方法；其三，马骕在《左氏辩例》中并没有死守”一字褒贬”的义例，而是重视史法，强调《春秋》中史的意味，力图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考证孔子的“书法”义例。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史学因素的发展，才有了十余年后《绎史》这部史学巨著的产生。
    如果说马骕在《绎史》之前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以经为史、通经以致史”的话，那么在《绎史》当中则纯粹是从“考史”、“证史”的角度来对待经学的。《绎史》以史事为中心罗列资料，“除列在学官四子书不录，经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把六经之文与各类史料并列在一起，以史事载录经传，以经传发明史事。可以说，马骕以身体力行的精神，置身于以经为史、通经致史这一创新者的先列之中。清初的史学大家李清读过《绎史》后，曾评论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⑦]这虽从李清的笔下写出，但确实点出了马骕的史学思想。把六经同史书、子书乃至集部之书并列起来，不是从发扬圣贤义理的立场出发，而是将其作为史料看待，这正是“六经皆史”思想在马氏史学思想中的体现。
    马氏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是符合学术发展的总趋势的。六经从其产生伊始，本身就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记载上古历史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它又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经典。因而在经学的研究上，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传统的经学研究方法，因六经为圣贤之言因而乃是永恒的治国之道，研究的目的是阐发其中的微言大义，并多方予以引申，因而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欣赏和推崇。正是由于这种人为的原因，才使得经学从汉代起，很快罩上了一轮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另一种方法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研究六经，侧重于名物训诂和史实的考辩。虽然它也是以注释的方式出现，但并不着意发挥经传的“义蕴”，而是注重确定其内涵，用纯史学的方法来研治经学，其结论必然是“六经皆史”。这种方法在老子生活的时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老子谓诸经乃“先王之陈迹也”。宋人则从理学的立场出发，疑经成风，提出了“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的口号，以此为其建构理学服务。明朝的学者则更明确地提出“六经皆史”的口号，声言“《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异非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也”[⑧]。清代的经学表面上看是对明朝学术的反动，学者在主观意识上十分尊奉六经，所以其经学研究也多是从肯定的角度出发。但其中却有一个巨大的转折，即再也不是为经学而研究经学，却是从“证史”、“考史”的目的出发，完全用史的方法来研究经学。从清朝初年起，经学就已开始向史学转变，这在清代的考据学派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柳诒征先生曾说：“诸儒所独到者，实非经学而为考史之学。……诸儒治经，实皆考史，或辑一代之学说，或明一家之师法，于经义未有大发明，特区分畛域，可以使学者知此时此经师若此耳。其于三礼，尤属古史之制度。诸儒反复研究，或著通例，或著专集，或为专图，或专释一事，或博考诸制，皆可为研治古史之专书。即今文学家标举公羊义例，亦不过说明孔子之史法与公羊家所讲明孔子之史法耳。其他治古音、治六书、治舆地、治金石，皆为古史学，尤不待言。”[⑨]马骕由经学到史学的转折，正是处于这一蜕变过程之中。
    马骕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尤其是转入对上古史的研究，自然同他早年对《左传》用功甚勤有关，同时更同清代初年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马骕生活的顺治、康熙年间，由于满清贵族刚刚入主中原，汉族士人的反抗还远远没有消除，于是清朝贵族一方面使用武力残酷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则在文化领域内实行残酷的文化箝制政策，大兴文字狱，用以消弭汉族士人的反抗意识。如此严酷的政治现实，使清朝初年的学术空气变得非常紧张。士子们犹如惊弓之鸟，言谈论著格外小心，“尤不敢言近代事”。学术研究百般回避时事政治，转而趋向于习治应时之学。因此，清初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古史领域，尽量远离现实，以期逃避杀身灭门之祸。马骕在学术方面的这种倾向，只要将《左传事纬》与稍后的《绎史》作一比较，就看得非常清楚。《左传事纬》一书虽没有直接的议政目的，但其中却隐含了很多民族主义的成份。而《绎史》一书则更彻底地抹去政治色彩，代之以大量的繁琐考证。比如，《春秋》大义之一就是“夷夏”之防，这在《左传事纬》的史论中时有表露。在“晋楚弭兵”条中，马骕对宋倡导弭兵十分不满，以为“晋文公躬擐甲胄，经营中原，不辞黩武之名以御强楚者，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今则华夷并列，故书宋所以痛其始也。”卷十一“哀公逊越”条，论中又云：“哀公弗能自强，而托诸蛮夷。”此类语言读起来似乎平常，但在明末清初的特殊历史环境之下，当然另有一番寓意。《绎史》的史论虽大多抄自《左传事纬》，但以上过激的言词已全部不见了，即使稍有涉嫌的字眼，比如“夷氛”、“蛮夷”等，也已全部换成了“楚氛”、“荆蛮”。这种变化当然是清朝政府高压政策的结果。因而可以断定，马骕由经学到史学的转变，与顾炎武由史学到经学的转变一样，都有其迫于时势的难言之隐。清末学者洪允祥曾对此有过恰如其分的评价：“今日所谓清代之名儒者，皆不得已而托于破碎琐屑之考据训诂，以自藏其身者也。”[⑩]马骕当然不可能例外。
    在明末清初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当然不能企望马骕完全冲破经学的范畴，而实现史学的独立。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就连后来有名的考史大家崔东壁也同样没有做到。他们仍然坚守着“考信于六艺”的古老信条，自觉不自觉地把六经当作考史的准则。何况，六经作为上古史料，较之其他诸子、谶纬而言，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得多，“考信于六艺”，在当时来说还是比较科学的，且易于为人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