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骕的史学成就及其对清代史学和考据学的影响
    马骕以其卓越的史学成就，在清代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他的治学成果主要体现在《绎史》一书之中，因此我们有必要着重研讨这部史学巨著。《绎史》在清朝初年被誉为三大奇书之一。它究竟奇在哪里呢？归纳起来，不外乎如下三个方面：
    1.《绎史》内容丰富详备，排比条理得当，是有关先秦史料总集性的巨著。
    清朝初年，许多学者纷纷由史学转向经学，且把“比次”之书视之为“糟粕与粪土”。在这样的学术气氛笼罩下，马骕能萃毕生之精力，积思十余年，完成洋洋一百八十多万言的先秦史料总集，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实际上，《绎史》不仅整理、保存了非常完备的先秦史料，且为整个清朝乃至尔后的先秦史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绎史·征言》开宗明义地阐述了编书宗旨：“书不欲其醇乎纯，但求至其所欲至”。由此可见，他编纂此书有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要总汇先秦史料。为此，马骕作了大量工作，仅在《绎史·征言》中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便有二百多种。如果把注引书目也算在内，当有三百种之多，除四书之外，经史子集“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以至类书之言，笺注之语，亦无不网罗。同时，马骕在收集上古史史料的过程中，对上古神话传说也进行了有选择的摘录，并注明：“《山海经》所有怪物，太史公以为不经，不敢言之。然其书奇古，上世遗文，略存数则，以备一家。”事实证明，有些关于上古的神话传说，的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现代学术界对于史前历史的认识，很多是借助于神话传说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诸如克里特文明的最终发现，就是如此。马骕在引用史料过程中，还进行了谨慎的取舍，并且一改明朝人常常改动原文、多不注明出处的弊病。他引用资料，文前均标明书名，部头较大的书如《礼记》、《仪礼》等，文后又都注明章节。同时，对引用书籍还进行了一番校勘，以便择善而从之。《绎史·征言》将引用之书分成六类，对不同的史料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第一，对于比较可信的经传子史，采取“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录，或节录”的态度。第二，对于“传疑而文极高古者”，如《山海经》、《神农本草》、《越绝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诸书，其所载虽“皆未必果出当年，要亦先秦遗书”，则采取“亦复弗遗”、存以待考的态度。第三，对于后人补窜、真赝错杂之书，如《尉缭子》、《鬼谷子》等，“则取其强半”，存其可信者。第四，对于“近代之人依名附托，凿空立论，肤浅不伦”的伪书，则故存一二而已。第五，对于“汉魏以前称述古事者”，如《史记》、《汉书》、《说文》、《方言》等，“以其去古未远，间有所闻，则兼为采缀，以观异同”；隋朝以后，大多沿袭旧说，例概不收。第六，对于“全书阙佚，其名仅见”之书，则“取诸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璧，聊窥一斑”。由此可见，马骕在编纂《绎史》过程中，对史料鉴别十分认真，其方法也基本上是科学的。同时，《绎史》基本上以纪事本末体组织史料。其先后又以年代为次，卷各一题，风俗习惯、名物制度等置于“附录”，再参之以图表，条理清楚，充分体现了史书的秩序之美。《绎史》断限甚长，所取事题也较大。在史事较多的大题之下，一般将其分为上、下或一、二、三篇，稍复杂的题目之下且分出细目，史事较少的则列为附目。这样条理非常清楚，便于人们参考检索。正是由于《绎史》的上述优点，所以此书一出，很受时人的欢迎和重视。清代史学家李清曾言：“至于万千百国，十有二代之间，大而洪荒剖判之由，小而名物训诂之撰，与夫贞元运会之乘除，皇帝王霸之兴废，阴阳淑慝之消失，礼乐兵刑之因革，以迄日食星陨、水流山峙之篇，金生粟死、仰骄伏替之说，若内若外，或事或文，莫不网罗囊括于一百六十卷之中，控六籍，吞百家，驾九流，跨四部，……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轶之后，而能从百世以摘抉搜狝，使茫茫坠绪，灿然复著于斯也，与未烧无异，乃见马侯之有造于斯文不细耳。”（12）
    由于《绎史》这样一部大型资料性、工具性著作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清代对上古史的研究。最为明显的是李锴的《尚史》，其中所用资料几乎全录自《绎史》，只是稍加联络剪贴，改为纪传体而已。我们有理由说，马骕以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开一代学风。对此，现代学术大师钱穆先生评论曰：“清代汉学家所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伪、辑逸，宛斯此书均已发其大例。即后此汉学家目光所注，从事整理研讨以成学名家者，宛斯此书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极清儒成绩所至，最要者不过为古史作发明，则宛斯此书岂不牢笼范围而为之大扬榷乎？后大名崔述东壁为《古史考信录》，亦多有从宛斯所谓‘事同文异，文同人异’处着眼者。则宛斯此书影响有清一代经史考订之学，厥功至伟。”（13）由此可知，马氏及其《绎史》不仅为后世提供了研究上古先秦史方面极为丰富的史料，同时也在研究方法的改进上作出巨大贡献，并由此而开创了乾嘉史学的先风。
    2.在编纂体例上，对固有的纪事本末体进行了改进，实现了转折性的突破。
    我国传统的历史学主要是历史编纂学。初期的编年体，与其说是历史编纂体，毋宁说是历史记注体，其主要目的是保存史料，详细记载历史事实。逐次产生的纪传体，是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史料的写作方法。随着历史书籍的逐渐增多，人们已不再可能遍记所有的历史细节，而只能把握历史中的主要事件，于是产生了纪事本末体。但纪事本末体的宗旨只是求得比编年体史书更加简括翔明而已，因而开始给人的印象仅是“抄书得体”。事实上，初期的纪事本末体并没有增添任何资料。继宋代袁枢创立此体之后，虽经宋杨仲良、明陈邦瞻、谷应泰的不断努力而有所发展，取材范围也扩大到了纪传体史书，但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编纂格局。严格说来，若谓纪事本末体是一种编纂体裁，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或形式。它要求以事命题，以审视的眼光看待历史，并向历史提问，而不只是平淡地叙述历史或排列史料。它还要求提取历史事件的本末，旨在追查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它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事件始末，与其说是客观历史过程，还不如说是历史认识过程。但是，纪事本末体的这种历史研究功用却长期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发展，而仅仅被当作一种编纂体裁来使用。直到马骕的《绎史》出现之后，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